略談聖經考古學之限制與貢獻

考古護教
不少信徒夢想尋找方舟，或支持尋找方舟，因為他們相信找到方舟之後，便可以理直氣壯地向非信徒證明聖經。別說絕少人會因理性雄辯而投降信主，這種「歷史能夠證明神學」的邏輯實在太天真，亦反映對考古學不太認識。

信徒常對考古學抱著過份盼望，「證實」、「証明」、「辯證」等字眼亦常與考古學相提並論。特別面對著反對基督教的思潮，考古學最重要的目的，便只限於護教和佈道。

好幾年前，一間教會邀請筆者講道，連講題也先為我定了，就是「考古學如何證明聖經」！當我用安息年的時間，在Wheaton進修聖經考古學時，信徒一般的反應都是：「希望你讀了之後，能証明聖經是神的話語！」一般信徒對考古學的興趣，也就是環繞著尋寶等議題：伊甸園的位置在那裡？約櫃在那裡？方舟停在那裡？金燈臺現在何處？摩西十誡法版在何處？最後晚餐的酒杯在那方？釘耶穌的十字架木頭被丟在那裡？這種情懷不一定是「拜物」，而是認為尋到這些寶物的話，定可為聖經平反吧！

考古證據的條件
筆者從不懷疑護教學的重要性，這倒是聖經的吩咐！但肯定方舟、洪水、約櫃等「寶物」的歷史性之同時，必要弄清楚，任何人宣稱找到這些寶物之前，要先符合許多考古條件(archaeological criteria)。

筆者的拙文發現方舟的宣稱，聖經考古的回應提及，聲稱找到方舟前要符合的各項條件，單單要決定挪亞是那時期的人已是不可能，原因並非聖經沒有確立挪亞的歷史性，而是聖經沒有提供時間性的線索，作為考證的標準(這倒不是經文的主要目的)。

考慮清楚這些證明條件是「幾乎不可能符合」之後，便知道尋找「寶物」只是一種「先入為主」的考古議程。土耳其考古專家Paul Zimansky在2010年的National Geographic受訪時說得對：「我未曾聽過任何尋找方舟的探索隊，是找不到方舟的」(Than 2010)。

相信方舟的歷史性，不等於可以找到和證實方舟的存在。連相信地球年輕論的生物學家Todd Wood，受訪時也說影音使團的碳14化驗年份太早了(約主前2800年)，他更認為，找到方舟遺跡是不可能的。理由何在？因為大洪水之後，所有林木都被毀滅，挪亞一家必要將方舟的木作建材、生火或其他用途，故方舟早已消聲匿跡(Than 2010)。[1]

這解釋了為什麼沒有專業考古學家會進行這些尋寶工作。所以，未弄清考古學的限制，便莽自帶上考古專家的帽子，當上奪寶奇兵的主角，甚至不顧生死不怕冒險，自以為負起護教衛道的神聖任務，表面上是為主上路，但卻會為信仰帶來破壞。

歷史證明 vs. 神學證明
再者，就算找到這些寶物，又如何？是否可以直接地證明聖經之真，信仰之實？歷史證明(historical proof)，不論何等鐵證如山，也不能直接成為神學證明(theological proof)，舉幾個例子說明：

1. 就算方舟完完整整地在亞拉臘山上被掘出，就算能夠確定挪亞的時代，就算可以在各處出土大洪水痕跡，這極其量只是歷史證明，不能就此當作是神學證明說：上帝審判罪惡世代，神曾用洪水滅世，神作了什麼，不是古木頭可以證明出來的，這是神的啟示。
2. 我可指出「以色列石碑」上刻有「以色列民」，證明在主前13世紀末，以色列民已入主迦南山地，在埃及帝國的眼中已成一民一族，吻合舊約以色列的早期歷史，但這不能自動成了屬靈證供，證明耶和華成功幫助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見前文註[1])。
3. 「但城石碑」上真的刻有「大衛之家」等字，極其量只能說，經外文獻指出大衛和大衛王朝是真實的，但這並不証明耶和華真的揀選了大衛作王，因他是合神心意的人。
4. 拉吉(Lachish)在主前701年淪陷，證明了亞述王西拿基立(Sennacherib)確實攻打過猶大國，見拙文。但這不能證實屬靈的信息，即耶和華曾用亞述國作他教訓百姓的工具。
5. 考古學家發現巴比倫毀滅耶路撒冷的痕跡(城樓被火燒的跡象、巴比倫軍用箭頭等)，引證耶路撒冷於主前586年淪陷。但是，考古不能証明這就是神的作為。
6. 我能夠引用經外文獻，証明耶穌在第一世紀曾死在十架上，是鐵一般的史實，但卻不等於我証明了主耶穌為我的罪受死。

考古學有如此限制，信徒可能感到困惑。再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一定會更清楚：如果伊斯蘭考古學家在沙地阿拉伯的麥加城(Mecca)和麥地那(Medina)出土了屬於主後6-7世紀的人類居住遺址，甚至找出穆罕默德的遺骨，那便可以證明可蘭經之真實嗎？斷乎不可！

幾年前為了預備復活節的信息，一口氣讀完了Shimon Gibson 的 Final days of Jesus: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Gibson是以色列的考古學家(並不是基督徒)，書中陳列有關耶穌受害受死的考古證據，十分詳盡，結論大致上說：「許多人提出各種奇怪的理論，來解釋空墳墓，但全是謬論...事實上，空墳墓是沒有歷史的解釋，除非你接納神學的解釋，就是說，死而復活。我留待讀者自行作決定。」[3] 這個結論出自一個非信徒的考古學家，我認為十分中肯。

誠然，在基督徒的世界觀之內，歷史和神學總可拉上關係，但我要指出考古學在護教上的限制。試想，有一天，考古學能夠證實聖經每一節的歷史陳述，這也不可能證實聖經的神學信息。

考古學家William F. Albright作實例
不少聖經參考書都會引用William F. Albright (1891-1971)的考古發表作根據。Albright確實是廿世紀的聖經考古學的巨人，為聖經考古學立下許多汗馬功勞。他親口說過，他一生的考古的工作，驅使他越發尊重聖經的歷史性。Albright的說話立刻就被許多基要派的刊物和作者引用，這是何等興奮的事，聖經終於在考古學之中得到平反了！

(William F. Albright, 1957 年；

相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可是，這些刊物對Albright的神學心路歷程卻隻字不提，事實上，在Albright越來越認同聖經的歷史性之同時，他在神學上越來越離開保守的基要派立場[2]。所以從Albright的經歷，可見歷史證明(historical proof)和神學證明(theological proof)是兩碼子事。

考古護教固然有其價值，對聖經歷史性的質疑和挑戰是需要回答的。然而，聖經的神學真理不能從考古實物証明出來，基督徒的信心也不能建基於某些外在證據之上，包括考古文物、木頭或石塊。

考古學的最大貢獻
總括來說，考古學可以引證(confirm)聖經的可靠性和歷史性，但這並非考古的首要任務。那麼考古學最大的貢獻是什麼？

考古學家實質上與歷史學家無別，只不過考古學家主要根據的資料，是「實物文化」(material culture)，著重前人遺留下來的物質或實物(陶瓷、房屋、石牆等)，而歷史學家的主要根據是文獻(text)，當然考古學家發掘到文獻的話(陶片、古錢幣、古刻文、古抄本等)，這是無任歡迎的。

考古學的本質是歷史，讓人了解某時期、某民族、某地方的背景。從這方面來看，聖經考古學的最大貢獻，就是幫助我們認識聖經的背景(context)，認識古代世界文化，有助研讀聖經，了解當中的神學信息，考古學可以補充(complement)聖經的經文，因為聖經的記述是有選擇性的，正如所有歷史文獻一樣。

例如，近東創世故事可讓我們明白舊約創世記述的背景，讓我們進一步欣賞到聖經啟示在當時文化的獨特性。

Philip King與Lawrence Stager合著的Life in Biblical Israel，善用考古學資料，描述舊約以色列人的生活，使現代聖經讀者有更多亮光。

近年出版的解經參考書，例如：Zondervan Illustrated Bible Backgrounds Commentary Set: Old Testament, edited by John Walton，旨在善用考古學豐富聖經的背景。

華人信徒必要屏棄「考古就是尋寶」的「壞鬼考古」錯誤思想，也要屏棄「考古只為護教佈道而存在」的狹窄觀念，才能得著聖經考古學的最大貢獻，這才是珍寶。

備註：
[1] 這也是考古學家Eric Cline的看法(見電視訪問)。

[2] 見Hoerth 1998: 145-146。參《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在1963年Albright的訪問，Christianity Today 7/8 (18 Jan. 1963): 3-5；參Albright在《今日基督教》的1968年文章；參《聖經考古學家》(Biblical Archaeologist) 1993年56/1有關Albright特刊。此外，Thomas W. Davis的文章也提過這方面，見Thomas W. Davis, "Faith and Archaeology - A Brief History to the Present."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Mar/Apr 1993, 54-59.

[3] Shimon Gibson, The Final Days of Jesus: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New York, NY: HarperCollins, 2009, p. 164。已故耶穌研究專家，猶太人學者Geza Vermes亦認為門徒盜墓偷屍虛構主復活之說，是「可能性最低」("most improbable")，他說： 「從心理角度來看，他們(門徒)太沮喪太動搖，不可能作出這樣危險的事。但最重要的，他們及任何一人都沒期待主會復活，沒有任何目的去虛構復活之事。」（Geza Vermes, Jesus the Jew: A Historian’s Reading of the Gospels.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1981, p. 40).


參考資料：

• Davis, Thomas W. 1993. "Faith and Archaeology - A Brief History to the Present."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Mar/Apr, 54-59.
• Hoerth, Alfred J. 1998. Archaeology and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Kindle Edition).  
• Than, Ker. 2010. Noah's Ark Found in Turkey? In: National Geographic News. Published April 28, 2010. Available at: http://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10/04/100428-noahs-ark-found-in-turkey-science-religion-culture (accessed on October 14, 2011).

「亞拉臘山木結構」的木樣本碳14化驗結果

有關「亞拉臘山木結構」的木樣本碳14化驗結果，已由 creation.com 的 Dr. Carl Wieland 在網頁上初步發佈出來(見英文原文)。


Wieland 的文章已在不同的中文網頁出現，本文僅簡單列出發佈的結果，讀者可作獨立判斷[1]。


從「發現的木結構」中，共有6個木樣本被取出，樣本分別由3個實驗室(A, B, C 代號)作碳14化驗：


樣本  實驗室 結果 (木樣本年份)
1 A 略低於 5,000 年
2 B 約 100 年
3 B 主後 1950 年之後
4 C 約 100 年
5 C 主後 1950 年之後
6 C 約 600 年


化驗報告的簡單評述：
1. 按 Wieland 所說，以上木樣本化驗表是由 NAMI (挪亞方舟國際事工) 預備的，同時化驗結果亦被分發給其他科學家；


2. 6 個木樣本，分別由3個實驗室化驗；


3. 樣本1是由實驗室A化驗，結果年份略低於5,000年[2]；


4. 樣本1與其他樣本的化驗結果，出現至少4,000多年的差距；6 個樣本當中，只有1個樣本的結果屬於主前年份的「古木」，而這1個樣本的結果成了所有有關「發現方舟」聲稱的根據；


5. 由實驗室B和C所作的化驗，結果大體上一致，表明樣本2-5只是現代的木材，結構年份頂多只有100年；


6. 樣本6的年份較古老一點，木年份約為主後1,400年，結構年份頂多只有600多年的歷史；


發現方舟起初聲稱，99.9%肯定這是挪亞方舟。之後再度聲稱：「...木樣本經科學分析，證實有4,800年歷史...鼓勵社會各界人士一同欣賞這個重大的考古歷史發現」(見影音使團2011年7月20日新聞稿)。


從這6個樣本的結果來看，大體上這些木結構的年份只是現代的建築。到底真相是否「重大的考古歷史發現」，還是沒有根據的聲稱？讀者可作明智判斷。


筆者正在期待一份更詳細的碳14化驗的科學報告。現在，僅以《帖撒羅尼迦前書》5:21結束 ：「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


備註：
[1] 雖然筆者並不擁護一些「創造論者」(creationist)對創世記的解釋或科學護教方法，但是碳14化驗的結果是不容置疑的。


[2] 讀者要留意，這些碳14年份是「未校準的碳14年份」(uncalibrated radiocarbon date)，並不是「歷史年份」(calendar date)；要計算出後者，就必要作校準(calibration)。如果按「創造論者」的「年輕地球論」的時間表，樣本1的「歷史年份」將會被校準到約主後1000年左右，頂多是主前後一世紀左右，發表的人士明顯有心隱瞞這個校準的需要。


即使將碳14年份當作是歷史年份，就將樣本1的結構年份當成主前2,800年，也是行不通的。在前文筆者已指出，木樣本的年份與木結構的年份之間沒有必然關係，因為許多古代木結構都會使用更古老的木材來建造，所以，木樣本年份比木結構年份更遠古的情況，時常會出現，這現象稱之為「古木效果」(old wood effect)。參考此短文的討論：Singer-Avitz, Lily. “Archaeological Views: Carbon 14—The Solution to Dating David and Solomon?”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May/Jun 2009。

發現方舟的宣稱，聖經考古的回應

可能因著影音使團最近推出新的「紀錄片」－挪亞方舟驚世啟示2，進一步聲稱發現挪亞方舟，筆者去年「發現挪亞方舟？」一文的瀏覽次數，在過去幾天特別增多。


早在2010年9月14日，柏祺大學研究院(香港)陸輝院長，已發表聲明，釐清研究院之立場。陸輝院長的聲明指出，影音「發現方舟」的宣稱「到目前止，仍是一個缺乏必須及足夠考古學及科學驗證的宣稱」。


筆者去年在「發現挪亞方舟？」一文中，已提出質疑。直到現在，也沒有什麼新和突破性發現，本來感到無須作進一步的批判。讀過一些回應影音的文章，發現回應大概可分為幾類，在這文章，我想作點回應。


1. 全盤接納
當然有些信徒，甚至教牧支持和接納發現方舟的聲稱。接納的原因是基於影音所提供的資料和論據，認為影音提出的「證據」，足已顯示探險隊已找到聖經中的挪亞方舟遺骸。簡單來說，論據如下：

1. 木樣本的碳14化驗結果是公元前2800年，時間上與挪亞和洪水吻合；
2. 在4000多米的山上發現七個古木結構；方舟是最合理的解釋；

2. 多此一舉
第二種的回應認為尋找方舟是多此一舉，因為就算真的找到方舟，也不會為信仰增加什麼好處，反正因信稱義不會因為找不找到方舟蒙受影響。這方面的回應，可見於網上廣傳的 I Ark You 一曲。


在某程度上，我亦同意這種回應，考古發掘的工作在中東和世界各地甚多，但是考古工作常因財務缺乏而被迫停工，我認為應該為這些有意義的考古工作籌款，好過為探索方舟浪費人力物力。


但對於這種回應，我想作點補充，嚴格來說，我並不反對藉著考古發掘或探索，來證實聖經某方面的史實。過來不少考古發現，都已直接或間接證明了某些聖經史實，例如：

• 但城石碑Tel Dan's Stele；
• 以色列石碑Israel's Stele [1]；
• 死海古卷的抄本；
• 現於美國三一神學院的古埃及學者James Hoffmeier在Tell el-Borg的考古工作推斷出埃及的路線，和紅海的位置；
• 拉吉Lachish考古證明主前701年西拿基立攻打猶大國。

誠然，這些進一步的考古發現並不影響一個人因信稱義。但是問題最終不是找不找到證據，而是在於什麼才可算為證據。到底發現方舟的聲稱，在證據上有何問題？這才是要解答的課題。


另一方面，「尋找方舟」是一種「先入為主」議程，因為這種做法將考古當作Indiana Jones奪寶奇兵式的尋寶探險。平信徒可會知，一直以來，從來未聞受過正式訓練的專業考古學者會去找方舟。這件事實已表明「找方舟」在目標本身、方法論methodology、研究議程/方向research agenda、甚至經文的詮釋上，在未上山之前已經是大錯特錯。


3. 保留態度
這種回應認為，今天的結論只是暫時性，考古發現永遠不會絕對性，總有被質疑的空間。這有一點道理，特別是考古學上常常有新的發現。但是，這現象不單存在考古學上，也在不同的研究科目上出現，包括聖經研究。當然，許多聖經研究的結論，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世界上總有一些無理的學者，對既定的結論，提出多方的質疑[*]。


例如，一些新派後現代的歷史家辯說：

• 納稅德國向猶太人作出的大屠殺是虛構之事；
• 有些新進學者，辯說以色列石碑Israel's Stele中的「以色列」不是舊約聖經的以色列民[1]；
• 後現代學者，辯稱但城石碑沒有提到「大衛之家」(見筆者前文但城石碑的討論)；
• 有學者甚至認為西羅亞碑文不是出自希西家時期，而是馬加比時期 (見西羅亞碑文一文)；

這些當然是胡說八道，以上列舉的考古發現，都經過審慎和考核過程，所以，我不會猶疑地使用它們作講道、教導和佈道的工具。考古學作為一門專門的科目，自有它的方法論和知識論，我們無需永遠抱著「不可知論」的態度。故此，就發現方舟來說，我認為單以保留態度是不足的回應。


4. 質疑或反對
我要首先聲明，我是站在反對的一方，我要為反對的一方說話。我不會在此討論影音的佈道手法，這種反對聲音已經不少了(參關浩然我發起了「關注方舟驚世電影佈道者操守」的群組)。


但是至今，我暫時仍未讀到一個從考古學角度批判這事的回應。所以想藉著本文，從聖經考古學角度入手，討論一下到底在發現方舟上，怎樣才算有「足夠考古學及科學驗證」，以致可負責任地用以傳播福音？換言之，怎樣才算為考古證據？考古證據有什麼準則？是不是在高山上找到木頭，或木結構，就可以推斷出這是挪亞方舟？方舟的考古證據，必須符合那些條件？


從聖經考古來說，要負責任地宣稱這是方舟，或最有可能是方舟，起碼要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1. 同輩評審：
一切考古發現，需要經過同輩評審(peer review)的步驟，這是眾所周知的。一切發現，包括地點、碳14化驗結果、圖像等，需要先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和出版，讓其他專業學者評估，方能作進一步立論。其實考古學術期刊許多，例如：Bulletin of American Oriental Research、Near East Archaeological Society Bulletin，較大眾化的雜誌是Biblical Archaeological Society等等。


若跳過這第一步，發現者只是自說自話，只叫幾位科學家或考古學家發表一些支持言論，實是誤導廣大觀眾，讓平民百姓以為這個發現已經得到世界專家的共識。其實，大部份的學者都對這個發現都提出質疑，甚至置之一笑。


這種極度選擇性的宣傳手法，在大眾傳媒報導考古新聞之上出現特別多。幾年前有考古學家聲稱在耶路撒冷的Talpiyot 找到耶穌之墓，或幾個月前掛名考古學家 Simcha Jacobovici 又聲稱找到釘耶穌十字架的鐵釘。聲稱找到方舟的做法，再加上幾個藝人歌星上場，基本上與這些旁門左道沒有分別。這種手法只玩弄possibility，而全不考慮probability或plausibility。


2. 多次化驗結果要一致：
一個古木樣本，需要作多過一次的碳14化驗，並在不同的獨立實驗室作化驗，化驗結果要一致，才能進一步推斷[2]。


3. 要多個木樣本的碳14化驗結果一致：
要從發現的七個木結構中，各取出木樣本作獨立的碳14化驗，視乎七個木樣本的碳14化驗結果，是否屬於同一個時期，方能進一步推斷這些不同的木結構出自同一個時期。這並不代表，這些古木結構出自同一個原結構。


4. 証明多個木結構是來自原本的一個木結構：
要進一步立論，說這些木結構同出於一個原結構的部份，難度更大。這一方面，可能要靠木樣本的木質，木結構做法和設計各方面來衡量。


5. 木質化驗：
古木樣本必要先作木質化驗，看是否「歌斐木」 。事實上，什麼是「歌斐木」，連聖經學者也未能斷定，中文音譯「歌斐」(gopher)，英文常作cypress (柏樹)。因為希伯來文「歌斐」一詞，在聖經只出現過一次(創世記6:14)，所以很難肯定原文之意，這樣，木質化驗的結果便是無稜兩可，這一點足以質疑所有發現方舟的聲稱。


6. 古瀝青化驗：
所有古木結構的內外，都要含有古瀝青，因為創世記6:14 記述：「你要用歌斐木做一艘方舟。方舟裡面要做一些艙房；方舟的內外都要塗上瀝青。」古瀝青亦需要作年代化驗，而年代化驗結果，要與所有古木樣本的結果吻合，即主前2800年。


7. 其他樣本化驗：
除了古木樣本化驗之外，必須化驗其他類型的樣本。過去，學者以為只需要取些木炭或梁木樣本作化驗，就可定準年代。但是，樹木的壽命很長，在一個考古層取出的古木樣本，很可能得出一個比考古層本身更遠古的結果。為什麼？


舉一簡單例子，在2011年，有人用一些千年古木，建造一所新房屋，經過千年之後，後人發掘這房屋時，用房屋的木樣本作碳14化驗，可以結論出房屋的年日是1011年的古木結構！


所以，說古木結構的木樣本屬於主前2800年，不代表這木結構就是建於同一時期；可能是出於後期(如主前100年，或主後1000年)，古木的年代與古木結構建築的年代之間，並無直接關係。


故此，現今的學者明白，碳14化驗關鍵不在於化驗的結果，而是在於樣本的本質和出處context。今天的考古學家，大都不會使用長壽命樣本(如古木)，只會採用更可靠的短壽命樣本(如橄欖核或種子)，如果在這些古木結構中找到一些封密在瓦器中的種子，應按這些短壽命樣本的化驗作準[3]。


8. 陶瓷年鑑：
所有考古學家都認同，在考古年代鑑定上，不可單靠一個或七個碳14化驗作準。更可靠的年代鑑定是陶瓷，在古木結構內發現的陶瓷，要先被陶瓷學家作進一步化驗，定出陶瓷的年代，並且要與木樣本的碳14化驗一致(主前2800年)。就是說，陶瓷時期要屬於主前3500-2300的「前青銅器時代」(Early Bronze Age)，才能進一步推斷陶瓷與木結構之間的考古關係[4]。


9. 吻合近東歷史：
目前影音得到的木樣本碳14化驗，表示古木結構屬於公元前2800年。考古或歷史學家均指出，公元前2800年是人所共知的「前青銅時期」Early Bronze Age (約主前3500-2300年間)，這也是近東進入城鎮化發展的階段(urbanization) (參 Mazar 1992: chapter 4；特別是Cevik 2007: 132-133)。


從近東歷史來看，全球大洪水滅世在這個時期發生，簡直是天方夜譚。普通的信眾(包括所有為影音辯護的專家和教牧)普遍缺乏近東歷史的知識，所以根本未有考慮吻合歷史的問題。影音的宣稱直接抵觸了歷史和考古的發現，請問怎樣解釋？


10. 滅世洪水證據：
木樣本的碳14化驗結果既是公元前2800年，那麼，洪水滅世的年代亦是主前2800年。大洪水必然帶來大量的洪水沉積土層，而這沉積土層會在同時期各遺址的層面中出現。


要証明歷史上真的發生了洪水滅世這事，不是在山上找到什麼木類結構，而是在山下找到普世洪水破壞的跡象。但是，所有近東考古學家都指出，這樣的現象根本沒有在任何近東的考古遺址出現過。


11. 普世文化斷層：
既然假設滅世大洪水發生於主前2800年，那麼在這個時期的各遺址，都會因大洪水造成文化斷層。換言之，各遺址的土丘紀錄中，會出現洪水破壞前的文化遺跡，之後會出現洪水沉積土層，之後又出現另一個新文化。


可惜，這樣的考古證據沒有出現過。我們不能不贊成土耳其考古專家Paul Zimansky的結論，他說：在這個時期的土耳其，並沒有出現任何考古文化的斷層。不但沒有出現文化斷層，單在土耳其，在這個時期的遺址，更有發展的證據，甚至城鎮與城鎮之間發展商貿關係(見Matey 2002: 19-34; Sagona and Zimansky 2009: 144-224)。


試問，如果洪水的故事真的發生主前2,800年的時間，這個大洪水一定毀滅了當時的考古遺址，當時的人類被滅，附近各個遺址亦同時被洪水破壞，在這個時期必定出現清楚的破壞層。但是，在這個時期的土耳其一帶的遺址，沒有發現任何文化的斷層。


12. 考慮其他解釋：
影音的推論方法，就是高山上有木頭，山上有木結構，而這是在永久雪線上發現的，所以「最合理」的推斷這是挪亞方舟的遺骸。


有人指出山上的結構是近期本地人的所作所為，影音極力的反駁。大眾平民當然無言以對，因為他們沒有歷史背景。但是，「高山上有木和木結構」的現象，有沒有其他「同樣合理」或「更合理」或「最合理」的解釋？


早在1977年，Bailey已在學術期刊《聖經考古學家》Biblical Archaeologist 指出，在過往的歷史當中，不同的探險家，不但從山上取下木塊，也有人將木材運上亞拉臘山上或亞拉臘一帶的其他山峰上(Bailey 1977: 138)：

• 於1829年，當時是University of Dorpet的科學家Friedrich Parrot在近山峰之處，樹立了兩個大形木十字架(Parrot 1855: 167-95). ；較大的十字架，樹立在16,000尺高的山上，較小的立在山頂(Bailey 1989: 105)；Parrot 甚至記述，他能帶著馬匹、牛，背著糧食和木柴上山 (Parrot 1855: 170-87; Bailey 1989: 110)；
• 在1845年，礦物專家Hermann von Abich在山坡的西面，樹立了一個高7尺的十字架(La Haye and Morris 1976: 54)；
• 在1850年，俄羅斯上校J. Khodzko帶著60個軍人的隊伍上山，在山頂樹立了一個高7尺的十字架 (La Haye and Morris 1976: 54)；
• 在1902年，一隊俄羅斯的探索隊，在Ivangouloff的帶領之下，攀到山上建築了一個「小木籠」(small wooden container) (Montgomery 1972: 214)；
• 在19世紀未，Friedrich Parrot在海拔以上6350尺的山上，發現一些大木結構，那是眾所週知的聖雅各修道院(Monastery of St. James)  (Parrot 1855: 156, 238)；
• 在1670年，荷蘭探索家Jan Struys登山時，曾經在山上不同的小棚屋(huts)住宿過(La Haye and Morris 1976: 24)；
• 早在主後14世紀，法國的多米尼加修士Jordanus曾記述過，在山上甚至有一間木屋，是為紀念挪亞而搭建的 (Montgomery 1972: 86-88)；
• 亞拉臘山已發現兩個修道院的遺跡：(1) 聖雅各修道院 Monastery of Saint James (Jacob)，位於6,350尺山上；(2) Chapel of Saint Gregory，位於8,300尺的山上！兩個建築物是主後9-11世紀或之後被建築的，部份用木材搭建(Bailey 1989: 105, 112；都在1840年地震所損毀)；
• 在亞拉臘山地的Cudi Dag山峰上，景教信徒在其上建築了幾個修道院，在山峰上一間名叫「方舟寺院」(Cloister of the Ark)。後來穆斯林統治者也在這裡興建清真寺，又在山腳興建另一所清真寺，他們甚至聲稱興建用的木材是來自山上的「方舟」(Bailey 1996)。

13. 古環境研究：
在進行考古工作的同時，學者亦需要了解遺址在古時的環境，即「古環境研究」(paleoenvironmental studies)，這可以除去現時和古時的氣候和環境是一樣的簡單假設，古環境研究包括地質鑽探(geological drilling)，及翻查古文獻中有關當地的地理資料[6]。


現在的亞拉臘山一帶沒有太多林木，不代表在過往也是如此。森林濫伐是自古以來的環境問題，濫伐造成近東生態破壞，最早可能在新石器(Neolithic)時期便開始，一直到現在(Alexander 1996: 975)，在上個世紀尤甚；現在我們看見不少中東的山崗是光禿禿的，都是因為人類長年濾月濫伐樹木所致[7]。


此外，Bailey在1989年已指出，在主後10世紀，兩位亞拉伯地理學家al-Istakhri和al-Mukaddasi，形容當時的亞拉臘山一帶是林木茂盛，al-Istakhri 提到村民砍伐山岥上的樹木作柴，al-Mukaddasi 說在山邊有多過1,000個村莊(Bailey 1989: 112)。


14. 吻合聖經資料：
影音假設挪亞時期就是碳14化驗結果的時期(主前2800年)，可是，聖經沒有提供任何線索，讓我們確定挪亞是屬於那個時期，我們只知道挪亞在亞伯拉罕之前，而亞伯拉罕是大概屬於主前2000年時期。創世記10章的家譜，根本不能用來計算時間，因為家譜是選擇性，世代與世代之間常有空隙。


創世記8:4 記載：「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亞拉臘山上。」亞拉臘山的希伯來原文其實是眾數，意即「亞拉臘地的群山」(mountains of Ararat)。根據聖經，方舟不是停在一座山上，而是在亞拉臘地帶的山區，可以在山頂、山腳、半山或平地。所以，聖經從未提過一個叫「亞拉臘」的山峰，「亞拉臘山(單數)」從未在聖經中出現過[5]。

「亞拉臘」在近東的文獻當中，指一個位於小亞細亞東面的山區，整個地區的面積，估計有82,000-200,000平方英里。「亞拉臘」這地名源於亞述文Urartu (烏拉圖)，首次出現於主前13世紀初的亞述王撒縵以色一世(Shalmaneser I)之戰史。主前9-6世紀是烏拉圖王國最興盛時期，在這一帶大興土木，甚至可以威脅正在擴張的亞述帝國(Bailey 1996；烏拉圖王國的歷史，參Zimansky 1985，第四章；或Zimansky 2000)。

今天影音所說的亞拉臘山，在亞美尼文獻中，到了主後11-12世紀，才有傳說這是方舟停泊處，所以屬十分後期的說法，缺乏歷史根據(Bailey 1977: 138；Lewis 1996: 798)。在歷史當中，到底那個山才是方舟停泊的山？至今只少有6個不同講法(Bailey 1996:1131)：

1. Jabal Judi in the ˒Aja˒ Range; 
2. Cudi Daǧ (Jabal Judi in the Gordian Mountains); 
3. Mount Baris; 
4. near Apamea, on the Marsyas River; 
5. in Adiabene (Pir Omar Gudrun/Pira Magrun); 這就是《吉爾伽美什史詩》(Gilgamesh Epic)中方舟停迫處「尼慕書山」(Mount Nimush)
6. Büyük Aǧri Daǧ/Masis；這是現今所講的亞拉臘山。

六個方舟停泊位置之提議

來源：Bailey 1996:1131

15. 先澄清創世記洪水故事與其他近東洪水故事之關係
近東文獻中亦提過大洪水之事，例如：

• 《亞他哈斯史詩》(Atrahasis Epic)，主前18世紀前，屬舊巴比倫時期，當中生環英雄名 Atrahasis；
• 《蘇美爾洪水故事》(Sumerian Flood Story)，主前16世紀，又稱 Eridu Genesis，其英雄名叫Ziusudra；
• 《蘇美爾洪水故事》(Sumerian King List)，主前1800年，列出洪水前和洪水後的列王；
• 《吉爾伽美什史詩》(Gilgamesh Epic)，約主前1100年左右[8]，當中洪水生環英雄名 Utnapishtim；

這些古文獻的寫作時間比舊約創世記成書時間還早。在比對研究上(comparative studies)，近東洪水神話故事與聖經的記載，在某些地方相似(例如：造船、是神降洪水、放鳥視察洪水是否退去等)，同時兩者亦有許多差之千里的地方(例如：神學、洪水的原因等)。


要留意的是，單憑聖經和近東文獻之間有相似之處，不能立論說聖經作者「借用」或「抄襲」他人作品，因為兩者仍存有許多的差距。最合理的看法是，古人活在同一個「認知環境」(cognitive environment)，或持相似的世界觀，分享相似有關遠古過去的傳統。而這些不同的文獻，代表著不同的作者對這個傳統的不同看法。就聖經寫作目的而論，聖經作者在創世記述和洪水記述上，是糾正當時神話的說法(比對研究對聖經研究的貢獻，參Walton 2006)。


此外，論到古代洪水的記載，許多人用的一個論點，就是每一個民族都有大洪水滅世之說，這是沒有根據的，就近東而言，古埃及文獻從未提過相似的故事。洪水滅世之說，可說只是米索不達米亞的獨有民間傳說[9]。


小結
單就以上15項條件，讀者可以明白，古木結構的「最合理的」解釋就是方舟的遺骸，這種推斷是完全沒有根據，完全不合理。現在所謂的理由，根本不合乎考古證據的條件，也直接抵觸聖經和近東歷史資料。現在所發現的古木和古木結構，最合理的解釋，是以往修士和探索隊等人在山上留下的遺跡(留意以上第12條件)。


由於篇幅所限，不想令文章過長，現在要為以上內容作一小結。影音宣稱所發現的木結構，最合理的解釋是方舟，這是完全沒有根據，這一類的推斷方法，過份簡單和幼稚，並抹殺一切歷史和考古的知識。


極力擁護找到方舟的人，有時說，你們不信這是方舟，是因為你們不肯相信，不肯面對事實。我認為，這句話要倒過來說，他們信這是方舟，是因為他們不肯面對事實。擁護者有時會說，你們沒有上過山，沒有冒過險，只坐著舒適地質疑我們努力得到的發現，這是沒有guts (膽色)。我說，他們沒有做齊功課便輕言，才是沒有guts面對事實和真理。


我無意強人所難，但是作為考古學的研究者，我盼望教會的弟兄姊妹，特別是教牧，在這後現代的世代中，要慎思分析。同時，作為一個主內小僕，盼望華人牧者要在我們的教導上成為群羊的榜樣，治學態度更嚴謹，引導小羊分析是非。


備註：
[*] 近東考古專家Paul Zimansky在2010年的National Geographic訪問時說得對：「我曾未聽過有任何尋找方舟的探索隊會找不到方舟的」(Than 2010)。Zimansky的專長是土耳其。
[1] 以色列石碑，又稱美崙帕石碑Merenptah's Stele，法老美崙帕於主前1213-1203年間統治埃及，並征伐迦南地，這石碑是屬於主前1210年的。這石碑紀念埃及征伐成功，戰碑的其中一句說：「以色列已變為荒涼，他的後裔不再」("Israel is laid waste, his seed is not")，法老美崙帕宣稱他已經殲滅了以色列。美崙帕石碑，是聖經以外最早提及「以色列民」存在的文件，所以，舊約的以色列歷史(記錄於士師記和撒母耳記等)是確實的。


就質疑空間來說，現在仍有新進學者辯稱，戰碑中的「以色列」應譯作「耶斯列」(Jezreel)，而不是「以色列」。這些都是質疑的空間，不是出於嚴謹的研究，而是出於後現代的大前提：反體制(anti-establishment，致力推翻所有既定結論)、解構主義(文本可有任何意義，偏愛一些新穎的解讀)、政治解讀(所有的解讀都是政治性political，所有解釋都與權力、種族、階級、性別和政治有關，與真理無關，因為真理根本不存在)、知識只是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正如後現代哲學家Foucault所說：「所有歷史都是虛構」)。就後現代學者對美崙帕石碑作出無稽的解構，見William Dever一針見血的批判：William G. Dever. 2009. Merenptha's "Israel," the Bible's, and Ours. In: Exploring the Longue Duree: Essays in Honor of Lawrence E. Stager.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pp. 89-96.


[2] 筆者曾親口問袁民輝，碳14化驗是在那裡或那一間實驗室做的，他說，是在伊朗化驗的。什麼？在伊朗化驗？是可靠的實驗室嗎？世界上有不少做碳14化驗的實驗室，筆者無意看不起伊朗的技術，但是為什麼會在伊朗化驗？這並非筆者的個人意見而已，荷蘭聖經學者M. J. Paul也發出同一疑問，參對發現方舟聲稱提出十大問題(問題5)。多次獨立的化驗是必須的科研步驟，尤其在碳14化驗上。舉一個明顯的實例，1955年，一個攀山的尋方舟者Fernand Navarra，從山上帶下一大條古木，古木是經人手加工的。經過一所西班牙實驗室化驗得出的結果，是主前3000年，但是之後由英國和美國的實驗室作進一步化驗，得出年份是主後450-750年(Navarra 1974: x-xi)。


[3] 聖經歷史與碳14的關係，最詳盡的學術討論，見Higham, Tom and Thomas Evan Levy, eds. 2005. The Bible and Radiocarbon Dating: Archaeology, Text and Science. Equinox Publishing. 較精簡的討論，見Singer-Avitz 2009，雖然Singer-Avitz的重點集中在近年來聖經考古學上最激烈的話題－鐵器時代I-IIA的過度，也就是主前10世紀國家掘起的話題；可是，她指出碳14在考古學上應用的一些原則，很值得參考。例如：為什麼考古學家採用短壽命樣本，不用長壽命樣本？樣本在考古層的出處context；碳14年份(radiocarbon year)與歷史年份(calendar year)的不同；因大氣中的碳14含量並非絕對，在不同時期會有所變化。故碳14年份必須經過樹齡學/年輪學(dendrochrology; tree-ring)等方法的校準(calibration)之後，才可推算出歷史年份。


[4] 考古學家對「前青銅器」陶瓷的認識已經相當充足，其中眾所周知的就是 Khirbet Kerak* Ware 陶瓷，音「迦拉」，迦拉陶瓷又名Beth Yerah Ware，「紅黑磨光陶瓷」Red-Black Burnished Ware，是前青銅器時期的「偵測陶瓷」Diagnostic ware，特別用來作「前青銅」年代標記，先在以色列位於迦利利海西南岸的Khirbet Kerak遺址發現，推測是源自東土耳其的安納托利亞高原(Anatolian Plateau)，在前青銅器時期，隨著陶匠的遷移，這種陶瓷風格擴散至敘利亞和以色列(Ben-Tor 1994: 111)。袁文輝曾對筆者說，在木結構之內有許多陶瓷，我追問他，這些陶瓷屬那一個時期，有沒有請教陶瓷專家核對？當然沒有吧！
*亞拉伯文Khirbet，意思是遺址、遺跡、廢墟

「迦拉」陶瓷

來源：Mark Chan

Chicago Oriental Museum 2011

Cevik (2007: 132-133)在研究前青銅時期的安納托利亞(Anatolia)的一文指出，在前青銅時期，初期城鎮是在東南安納托利亞首先掘起，地面勘察和考古發掘均顯示出，自給自足的小村落演變成城鎮凝聚，Kazane Hoyuk 是東南面最大的城鎮遺址(10 公頃 hectare或24.7 英畝 acre)，另外，在大約主前3,000-2,500年之間，最大的城鎮就是Karababa盆地的Samsat(面積約10 公頃)。到了主前2,500-2,000年之間，發掘的資料更見證著「多層的居處系統」(multi-tiered settlement system)。

[5]「亞拉臘」亦在其他舊約經文出現過，全部都是一個地方名稱－「亞拉臘地」，不是一座高山的名稱，見列王紀下19:37；以賽亞書37:38；耶利米書51:27。

[6] 無疑，攀登險峻而高崇的亞拉臘山，是異常危險之舉，高山上缺氧，缺水，溫度可降至零下40度，風速可達每小時150里，加上高山掉下大石等。因為氣候異常惡劣，自古以來就有不可能攀到山頂的傳說，Bryce 提到一個古波斯王的故事，他挑戰有誰膽敢攀登山頂，必有重賞，結果沒有勇夫(Bryce 1970: 250)。然而，亞拉臘山惡劣的氣候，有時亦會急變。每年有一段短的季節，暖風吹至山地，為山腳至山上永久雪線(約13,500-14,000尺)一帶，帶來溫和的天氣。於1970年代，Bryce 曾攀到山上12,000尺之高，他記述當時山上夜間氣溫不低於華氏40度(攝氏4-5度)，他只穿著一件薄外套(Bryce 1970: 293, 305)。另一位 Lynch亦曾登山，他說當時氣溫約華氏20度(攝氏零下6-7度)，而同行的庫爾德搬運工人在山上12,000尺的高地露天睡過夜(Lynch 1923: 169, 177)。正因如此，不少有決心人士仍能挑戰這高山，例如：1955年，Navarra帶著他的11歲兒子攀至雪線(Navarra 1974: 40-69)；Montgomery帶著11歲的兒子登上山頂(Montgomery 1972: 276, 192f.)；亞美尼亞探索者George Hagopian記述，曾在10歲時與他叔叔帶著物資攀到「山上最險峻的部份」(La Haye and Morris 1976: 70) (Bailey 1989: 110)。

[7] 例如，耶利哥的發掘顯出，在前青銅時期(主前2600-2300年間)，泥土侵蝕尤其嚴重，是林木濫伐所導致(Baly 1974: 116)。古人對林木的濫用，亦可見於列王紀上3:25，這裡記述，當以色列國和猶大國聯軍攻打摩押時，他們「拆毀摩押的城邑．各人拋石填滿一切美田，塞住一切水泉，砍伐各種佳樹，只剩下吉珥哈列設的石牆．甩石的兵在四圍攻打那城。」


[8] 《吉爾伽美什史詩》約在主前1800年左右便存在，那時是舊巴比倫時期(Old Babylonian Period)，但是這史詩的文學演變歷史很長，由主前2000年到大約主前1000年左右，出現了不同的版本，早期的《舊巴比倫版本》沒有洪水的故事，到了後來約主前1000年，一位巴比倫文士Sin-liqe-unninni，將《亞他哈斯史詩》中的洪水故事部份加進史詩之內，把洪水得救的英雄名字改名，又把其他細節改了，成為了史詩的第11泥版(Tablet XI)，編成一個完整的故事(參Kitchen 423-424；Tigay 2002)。學者有時稱包含了洪水故事的版本為《標準巴比倫版本》(Standard Babylonian Verson)，成書時間約主前1,100年。


[9] 這不足為怪，因為「米索不達米亞」的意思，就是「兩河流域」，兩大河流分別是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發拉底河(Euphrates)，每逢春天至初夏間，西北面的山脈溶雪，使兩河氾濫成災，破壞農作物和村莊。詳見新月沃土一文。埃及文獻沒有洪水滅世之說，卻有人類反叛神明太陽神Re的文學傳統，這文獻稱為《人類的毀滅》(Destruction of Mankind)，大意是太陽神發怒，放出女獅神(lion-goddess)Sakhmet去毀滅人類，之後他卻轉意不想除滅人類，施詭計用紅啤酒將Sakhmet灌醉沉睡，Sakhmet甦醒過來，怒氣已被馴服，世人得以逃過大難(Hoffmeier 2008: 38；《人類的毀滅》英文翻譯，見COS 1.24，ANET 10-11；Lichtheim 2:19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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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死海古卷面世，發現死海古卷的傳奇故事

數碼死海古卷面世

二十世紀最大的考古發現，必定是1947年出土的死海古卷，以色列博物館與Google的合作之下，在這個星期，終於將主要的死海古卷數碼化，供學者或有興趣人士在網上閱覽，數碼化古卷包括：

1. 大以賽亞書卷(1QIsaa)
2. 戰卷，又稱「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的爭戰」(War Scroll, 1QM, "The War of the Sons of Light Against the Sons of Darkness)
3. 哈巴谷書註釋卷(Pesher Habakkuk, 1QpHab)
4. 聖殿卷(Temple Scroll)
5. 社群紀律卷(Community Rule, Serekh Hayahad, 1QS, Manuel of Discipline)

數碼死海古卷網站：http://dss.collections.imj.org.il

死海古卷的發現地

死海古卷發現的地方名昆蘭(Qumran)，「昆蘭」這地名的意思不詳，可能是出自亞拉伯字qmr，意思是「變白，月亮光」(Magness 2002: 24)，這意義對昆蘭來說，十分貼切，因為昆蘭正位於死海西北岸的猶大曠野，曠野一帶的石質都是黃白色，又乾旱的軟石灰岩soft limestone，寸草不生。

昆蘭位置

(昆蘭曠野景色；相片來源：Mark Chan 聖經考古)

發現第一批古卷(1947)

死海古卷發現的故事異常傳奇，並且版本很多。在此筆者只將重點寫出[2]。

1947年，兩位貝都因人(Bedouin)[1]，其中一位叫Mohammad edh-Dhib，綽號「柴狼」。據稱「柴狼」正在昆蘭附近尋找一件迷羊，他把小石扔到一個山洞之內，以為小羊躲在裡面，會因為石塊的響聲受驚，便會從山洞出來。

(首次發現古卷的兩位貝都因人，右為「柴狼」；

相片來源：Shanks 2007: 10)

不料，小石扔進山洞之後，「柴狼」卻聽到瓦器破裂的聲音，內進發現共10個圓柱形瓦瓶，8個是空瓶，第9個只藏有泥土，但是其中一個瓶內藏有3卷古手抄本，2卷由麻布包起，其後，貝都因人在山洞之中又發現另外4卷手抄本。因為古卷保存在瓦瓶之內，所以古卷大多是完整。

(收藏古卷的瓦瓶，屬於主前一世紀至主後一世紀；
其中一個收藏於芝加哥大學近東博物館
University of Chicago Oriental Museum；
相片來源：Mark Chan 聖經考古)

埋藏在山洞之內約2,000年之後，頭一批的古卷重見天日，這首次發現，共有7份古卷。所以，這個山洞稱為一號(Cave 1)，位於昆蘭以北半里。

這7份古卷包括：

1. 一卷完整的以賽亞書抄本
2. 一卷部份的以賽亞書抄本
3. 一份社群紀律抄本，稱為Manual of Discipline (紀律手冊)
4. 一份哈巴谷書的Pesher，Pesher意思是解經commentary
5. 一份戰卷War Scroll，內容是昆蘭的社群(一般認為是愛色尼人Essenes)，自稱是光明之子，於主前2-3世紀，離開了腐敗的耶路撒冷宗教權威，遷徙到東面的曠野，定居在昆蘭；認為在未日彌賽亞出現之時，光明之子便會與黑暗之子(通通腐敗而不忠於主的人)打最後一場爭戰
6. 一份感謝詩(Thanksgiving Hymns)抄本；又稱詩卷(Hymn Scroll)，希伯來文Hodayot
7. 一卷創世記的偽經(Genesis Apocryphon)抄本，述說創世記的故事，加上許多想像力和憶測作品。

古卷被發現之後的細節，我們所知甚少，只知古卷是用處理過的羊皮做成的，貝都因人當時不知這些古卷的價值。後來展轉之下，他們把古卷賣給伯利恆的一個古董商Kando (Khalil Iskander Shahin)手中，他成了貝都因人的中間人，Kando也是敘利亞東正教成員。

(伯利恆古董商Kando；相片來源：Shanks 2007: 10)

發現古卷的消息很快傳開，1947年11月28日，當時希伯來大學考古學家Eleazer Lipa Sukenik冒險走到亞拉伯人的伯利恆，希望從Kando手中取得古卷，這時，英國統治巴勒斯坦地的時期即將結束，聯合國快要通過「劃分巴勒斯坦計劃」(UN Partition Plan for Palestine)，局勢十分緊張。Sukenik在第二天買了3卷古手抄本，抄本只收放在紙袋之中，Sukenik回到耶路撒冷，聯合國剛通過「劃分巴勒斯坦地計劃」，猶太人在街上慶祝。Sukenik取得的其中3卷之中，一卷正是「偉大的以賽亞書」(Great Isaiah Scroll)，在這個時間發現死海古卷的以賽亞書，對猶太人的個人和民族意義甚大。(以色列在1948年5月28日才正式復國的)。

(考古學家Eleazer Lipa Sukenik；Shanks 2007: 10)

古卷被帶到美國，又被帶回以色列

因為Kando是敘利亞東正教徒，他將其餘的4卷，以24英鎊(當時約$100美金)賣給耶路撒冷的敘利亞教士Metropolitan Samuel (Anthansius Yeshue Samuel)手中。

(Metropolitan Samuel；相片來源：Shanks 2007: 11)

他嘗試將古卷賣出，卻未能找到買家。所以，他將古卷帶到美國，雖然古卷在國會圖書館展覽過，但是仍未有買家問津，結果他在Wall Street Journal刊登廣告：

(出售古卷廣告；相片來源：Shanks 2007: 11)

剛好，Sukenik的兒子Yigael Yadin正在美國，他也是著名的聖經考古學家，Yadin收到古卷廣告的消息之後，隱藏自己是以色列代表的身份，秘密向Metropolitan買入古卷，因為當時昆蘭仍屬約旦政權，故具有古卷擁有權。其實，Metropolitan大可能知道買家是以色列的代表，因為只有以色列人才對這些古卷感興趣，亦不理會擁有權的問題。最後，Yadin以當時美金$250,000成交，那時確是天價！

(考古學家Yigael Yadin [右]；Shanks 2007: 12)

可是，這單買賣對Metropolitan和在New Jersey的敘利亞群體好處不大，因為美國向他們作出起訴，聲明這項買賣要納稅，結果大部份的得益歸在美國政府的稅款。

初步發現第一批古卷後，不同的人在昆蘭一帶又展開尋找古卷的競賽，貝都因人、敘利亞教徒、和Kando分別回去找出第一個山洞的所在地。但是，適逢英國撤出巴勒斯坦地，戰雲密佈，停止了學者到昆蘭一帶的活動。

重回昆蘭，重尋古卷下落(1949-1952)

最後，1949年1月，學者找到第一個山洞的所在處。同年2-3月，耶路撒冷的法國聖經及考古學院(Ecole biblique et archeologique)的Roland de Vaux和G. L. Harding  (約旦文物局主管)，在昆蘭的第一個山洞正式作考古發掘，證明了這就是發現第一批古卷的地方，在山洞之中出土更多手抄卷，亦在昆蘭遺址開始了初步探勘工作。起初，de Vaux以為昆蘭只是後羅馬時期主後3-4世紀的羅馬兵寨遺址，與死海古卷完全無關。但是，到了1952年，他證實了昆蘭社群的人，就是在主後70年羅馬毀滅耶路撒冷時，將古卷收藏在山洞的！

(Roland de Vaux)

(Roland de Vaux 發掘昆蘭陶瓷；

相片來源：以色列博物館)

在這段時候，貝都因人擴大搜索古卷範圍，居然發現了第二個山洞和更多古卷(Cave 2)，迫使耶路撒冷的美國近東研究學院(American School of Oriental Research)插手，在昆蘭一帶曠野的山洞和進行系統性，無孔不入的勘察。在1952年3月10-29日，考古學家發現了第三個洞穴(Cave 3)，出土了幾份抄本，和著名又奧秘的銅卷(copper scroll)。

可是，貝都因人居然發現了第4個洞穴，也是含有最多抄本的洞穴(Cave 4)。因為洞穴4的抄本沒有保存在瓦瓶當中，所以分解成千塊碎片。原本洞穴4是有兩個小洞的(4a/4b)，但是當考古學家到場時，洞穴中的碎片已完全混成一堆。後來有關死海古卷未能及時出版的爭議，大多是因為洞穴4的手抄本含有千百零碎，要花許多時間才能整理出來。洞穴4也是每個到訪昆蘭遺址的人最容易看到的。

(洞穴4；相片來源：Mark Chan 聖經考古)

到了1951年，在昆蘭一帶共發現了11個山洞藏有古卷，出土了差不多1,000份古抄本。而且，在昆蘭南北兩里的範圍之內，發現30個以上的山洞，山洞裡含有昆蘭同類陶瓷。這場尋找古卷的競賽中，貝都因人共發現了5個山洞(1, 2, 4, 6, 11)，這些山洞出土了最豐富最重要的手抄本，而考古學家發現了6個山洞(3, 5, 7-10)。

全面考古發掘(1953-56)

因為1951年發現的成果，de Vaux和Harding決定在昆蘭遺址進行大規模的考古工作，由1953-56年間，全面地將昆蘭發掘出來。發掘報告終於1993和2000年出版(見Humbert 1993, 2000)。

這些珍貴的死海古卷，不但帶來傳奇的考古故事，也是聖經考古學在二十世紀最大的發現，不單希伯來手抄本成了經文鑒定學的重要資料，也讓我們直接了解耶穌時代的背景。

備註：

[1] 中文「貝都因人」是英文音譯Bedouin。這字源於亞拉伯文Badawi，原意是「半乾旱沙漠」(semi-arid desert；故有別於sahara，即very-arid desert「非常乾旱沙漠」)，所以，「貝都因人」泛指「居於沙漠的人」。

[2] 主要參考Magness 2002: 19-31; Shanks 2007

參考資料：

• Humbert, Jean-Baptiste and Alain Chambon (eds.). 1994. Fouilles de Khirbet Qumran et de Ain Feshkha I. NTOA.SA 1. Go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Fribourg, Suisse: Ed. Univ.
• Humbert, Jean-Baptiste and Alain Chambon (eds.). 2003. The Excavations of Khirbet Qumran and Ain Feshkha: Synthesis of Roland de Vaux’s Field Notes IB. NTOA.SA 1B. English edition translated and revised by Stephen J. Pfann. Switzerland: University Press Fribourg Switzerland and Vandenhoeck & Ruprecht Gottingen).
• Lim, Timothy H. and John J. Collins, eds. 2010.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gness, Jodi. 2002. The Archaeology of Qumran and the Dead Sea Scroll.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 Shanks, Hershel. 2007. The Dead Sea Scrolls - What They Really Say. Biblical Archaeology Society.

耶路撒冷所羅門城牆，發掘結果進一步發表，默想所羅門的人生

早在2010年2月，我報導過希伯來大學考古學家Eliat Mazar的大衛城和聖殿山之間的俄斐勒Ophel [1]的東面，汲淪溪之上的新發現，當時，Mazar 剛剛完成了三個月的發掘，進一步認定出土的石城牆，長70米(220英尺)，高6米 (20英尺)，城牆的做法，和陶器，都可以非常肯定屬於主前10世紀，即所羅門時期。除此之外，又發現四格城門，高6米(20英尺)，格式與同期鐵器時期的城門相似。

(俄斐勒Ophel的位置，相片來源www.bibleplaces.com)。

2010年Mazar的報告只屬初步，進一步的發掘報告今年2011年現式面世，在以色列出版了－《Discovering the Solomonic Wall in Jerusalem: A Remarkable Archaeological Adventure》(發現耶路撒冷的所羅門城牆：精彩的考古旅程)。Mazar進一步發表，期待以久，藉得聖經考古學家和聖經學者進一步參詳。

(來源www.biblicalarchaeology.org)

這一道「所羅門城牆」的遺跡，如今可以在聖殿山以南的「耶路撒冷考古公園」(Jerusalem Archaeological Park)參觀。

列王紀上 3:1「所羅門與埃及王法老結親、娶了法老的女兒為妻、接他進入大衛城、直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宮、和耶和華的殿、並耶路撒冷周圍的城牆。」

Mazar所發掘的這一道牆，相信是「耶路撒冷周圍的城牆」的一段遺跡。因為政治和宗教的敏銳問題，耶路撒冷考古的工作不容易進行(例如聖殿山不能發掘)，再者，因為耶路撒冷的歷史悠久，後期的建築、破壞、戰爭、重建已破壞了不少考古遺址，屬所羅門或大衛時期的遺跡也不多，Mazar進一步的認證十分珍貴。

略談所羅門的建設
所羅門作王只有40年(主前970-930)，在建設國家上豐功偉業。Mazar發現的這道石牆可以讓聖經讀者欣賞到所羅門建設偉大的一貌。聖經作者談到所羅門的功績時，比後來的列王都詳細，共用了11章的篇幅(列王紀上1-11章)，滔滔不絕。除了講述他建聖殿、城牆、行政之外，作者更提到所羅門建的宮殿(列王紀上7:1-12)。

所羅門建的宮殿，也是值得一提，雖然因為不能在聖殿山底下發掘，但可以從比對考古學入手，比較一下聖經描述的所羅門宮殿是如何的，因為所羅門宮殿正吻合主前十世紀北面敘利亞腓尼基一帶的宮殿建築風格，稱為bit-hilani(見前文列出比對考古學的例子)。

以色列地的建築風格，一直受北面敘利亞和腓尼基(例如推羅)的風格影響，不足為奇，這是迦南地中間之地(land between)的特性，多受北面的文化影響。

再者，當時近東世界當中，具有特殊才能之人，尤其陶藝和建築人士，常會被不同國家僱用。大衛立國之後，早與推羅王希蘭建立邦交，撒下5:11 說：「推羅王希蘭將香柏木運到大衛那裡，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給大衛建造宮殿。」到了所羅門執政，推羅王希蘭亦供給建築材料和工人(列王紀上5章；見7:13又出現另一位出於推羅名叫希蘭的銅匠，被所羅門僱用建造聖殿設備)。

默想所羅門的一生
可惜的是，所羅門一死之後，國家便瓦解一分為二，北面10個支派以色列國和南面猶大國。聖經是不是說，一人/或一國最成功的時候，便會走下坡而衰退？這是不是人生之中不變的定律或循環？

當我們讀聖經時，不可單單看聖經述說什麼(what it says)，還要留意聖經如何述說(how it says)。Bruce Waltke解讀所羅門王朝的記述(列王紀上1-11章)時，留意到交叉並聯結構(chiastic structure)：

A  王位的繼承－先知介入 1:1-2:12
  B  耶和華除滅仇敵－所羅門王朝被堅固 2:13-46
    C  所羅門所得的應許 3:1-15
      D  所羅門使用自己的恩賜幫助人民 3:16-4:34
        E  所羅門準備興建聖殿 5:1-18
          F  所羅門興建聖殿 6:1-38
          G  所羅門興建自己的宮殿 7:1-12
          F’  所羅門興建聖殿 7:13-51
        E’  所羅門奉獻神的聖殿(耶和華警告) 8:1-9:9
      D’  所羅門使用自己的恩賜建立自己 9:10-10:29
    C’  所羅門的失敗 11:1-13
  B’  耶和華興起仇敵－所羅門王朝被威脅 11:14-25
A’  王位的繼承－先知介入 11:26-43

對於現代人來說，7:1-12是有點離題的，明明6:1-37正在講述興建聖殿的情節，在6:37-38說：「37所羅門在位，第四年，西弗月，立了耶和華殿的根基。38到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殿和一切屬殿的，都按著樣式造成。他建殿的工夫，共有七年。」

理論上，最圓滑的寫法，就是交代了聖殿的建築，然後便講述聖殿設備(7:13-51)才對。為什麼作者加插入7:1-12暫亂歌柄？7:1說：「所羅門為自己建造宮室，十三年方纔造成。」

興衰的關鍵正在這個宏結構中間的轉捩點：
F  所羅門興建聖殿 6:1-38
     G  所羅門興建自己的宮殿 7:1-12
F’  所羅門興建聖殿 7:13-51

當人開始建樹之時，往往便在人生的優先次序上出錯。起步時是為神建國，但是花了更多時間為了自己建國，為了自己建設宮殿。列王紀上9:10 略總括了所羅門的頭二十年統治：「所羅門建造耶和華殿和王宮，這兩所，二十年纔完畢了。」

這段聖經並不是說，最成功之後必走下坡的定律，而是指出一個人優先次序的重要。所羅門上半生將優次倒轉，導致上半生的建樹，在下半生續步的瓦解。

在所羅門留有的石牆遺跡之下，可再思想列王紀上11:9-11的警告：「耶和華向所羅門發怒、因為他的心偏離向他兩次顯現的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 10 耶和華曾吩咐他不可隨從別神．他卻沒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的。11 所以耶和華對他說：你既行了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約和律例，我必將你的國奪回，賜給你的臣子。」

備註：
[1] 俄斐勒Ophel：希伯來文原意是山，小丘。俄斐勒在幾處舊約經文出現過(代下27:3; 33:14; 尼3:26-27; 11:21; 哈2:4；是聖殿山和大衛下城之間一個突出位置)。俄斐勒是耶路撒冷城的戰略地點，約瑟夫在《猶太戰爭》5.6.1. §254講述，在主後70年，羅馬軍攻打耶路撒冷時，當時一位猶太暴亂領袖名約翰，堅守著聖殿一帶，包括「俄斐勒和汲淪溪」(Mare 1996: 26)。

參考資料：
Mare, W. Harold. 1996. Ophel. In: The Anchor Yale Bible Dictionary, Vol. 5, edited by David Noel Freedman. New York: Double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