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R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美國近東研究學會, 今天在其網頁上列上幾位學者對影音發現方舟的回應:
Tim Harrison on CTV: http://www.ctv.ca/servlet/ArticleNews/story/CTVNews/20100429/noahs-ark-found-100429/20100429?hub=CanadaAMV2
Eric Cline on Fox News: http://video.foxnews.com/v/4171840/wheres-the-actual-site
Eric Cline in Time Magazine: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85830,00.html
Robert Cargill at RobertCargill: http://robertcargill.com/2010/04/28/no-you-didnt-find-noahs-ark/
星期四, 4月 29, 2010
星期三, 4月 28, 2010
發現挪亞方舟?
這兩天不斷傳來發現挪亞方舟的信息,到底可信程度有多少?
按影音的報道,木樣本的碳14化驗結果,顯示有4,800年之久。據他們所說,這與聖經所記載挪亞方舟和洪水事蹟的時間吻合,即大約主前2,800年。
發現者之一楊永祥稱:「我們不能100%肯定這是挪亞方舟,但是可以99.9%肯定。」
http://www.noahsarksearch.net/big5
到底所剩下的0.1%是什麼?
1. 碳14發現的結果是否已被其他獨立的實驗室證明?這是科學透明度的問題。所發現的遺址,是否有其他獨立,而有資格的考古學家查證過?
2. 碳14的化驗可以顯示出木本身生長的年日,不可以直接的顯示出那個木結構的年日,這是兩碼子的事。例如:一個人用了一些舊木頭,建成了一間「新」的房屋。木結構的年日必須要經過仔細的考古層面研究 stratigraphical studies 才可下判斷。此外,陶器時期鑑定pottery dating更可靠,卻沒有這樣的報導。
3. 舊約聖經沒有給予任何指標,可以推算挪亞是屬於那一個時期,報導說:碳14與聖經的記載吻合。這並非出自嚴謹的解經。
4. 所發現的木結構是否「在原處」in situ?(加上今天出現的報道,Randall Price質疑土耳其當地導遊將黑海另一處的木放在山洞之內blog.bibleplaces.com,這樣的報道,將會影響所以有關的資料和考証,當然多年來對方舟探索也不遺餘力的Randall Price也可能有妒嫉之嫌)
5. 如果洪水真的在主前2,800年發生(影音的論調,一定都認為聖經所說的洪水是全球性),那麼在不同的遺址,必會發現考古的斷層 gap,或因洪水毀壞的毀滅層 destruction layer。主前2,800年,正是早期青銅時代 Early Bronze Age (約主前3,500-2,300年),在近東不同的考古遺址(特別是土耳其),並沒有這樣斷層的發現。土耳其考古專家Paul Zimasky斷言說:在這個時期的土耳其,並沒有發現任何考古文化的斷層。試問,如果洪水的故事真的發生主前2,800年的時間,這個大洪水一定毀滅了當時的考古遺址,當時的人類被滅,附近各個遺址亦同時被洪水淹沒,在這個時期必定出現清楚的破壞層。但是,在早期青銅的時期的土耳其一帶的遺址,沒有發現任何文化的斷層(Zimansky)。試問,所發現的「方舟」和其他考古發現如何吻合?還是所發現的根本不是「方舟」?早期青銅時代 Early Bronze Age 的土耳其考古資料,可參Matey 2002: 19-34; Sagona and Zimansky 2009: 144-224.
6. 全球性洪水所造成的世界不同地方,許多考古遺址的斷層,但是這樣的洪水考古證據,沒有出現過。有的只是地區性的洪水,遺留下的跡象,但是,這些斷層往往只局限於一個遺址的一部份(不是全個城邑被毀滅,例如Woolley在1930年代在吾珥發現的洪水沉積土層),再者,這些斷層都不是同一個洪水水災所造成的。
7. 全球性的洪水,必然會形成全球性的沉積岩,但是至今石質學家仍未有這樣的發現。縱使有這樣的石質層,也要被証明出來,是同一個洪水所造成,而且這個災難是在主前2,800年發生的。可見,在這樣推斷之間,有多少空隙是不能解答的。
聖經考古學家Eric Clines在今早的ABC新聞訪問當中,給了中肯的回應(Eric Clines):聖經考古學家(archaeologist)不是要去証明什麼,否定什麼。只有方舟尋訪者(arkeologist)才會這樣作。
其他學者的初步見解,見(Witherington)
到底未能証實的0.1%是否真的只有0.1%?基於以上所列出的問題和空隙,實在不能不說:「我們不能100%肯定這是挪亞方舟,但是可以0.1%肯定。」
到底所找到的木型結構是什麼,必須有待進一步,更嚴謹的研究,否則便是嘩眾取寵。
參考資料
按影音的報道,木樣本的碳14化驗結果,顯示有4,800年之久。據他們所說,這與聖經所記載挪亞方舟和洪水事蹟的時間吻合,即大約主前2,800年。
發現者之一楊永祥稱:「我們不能100%肯定這是挪亞方舟,但是可以99.9%肯定。」
http://www.noahsarksearch.net/big5
到底所剩下的0.1%是什麼?
1. 碳14發現的結果是否已被其他獨立的實驗室證明?這是科學透明度的問題。所發現的遺址,是否有其他獨立,而有資格的考古學家查證過?
2. 碳14的化驗可以顯示出木本身生長的年日,不可以直接的顯示出那個木結構的年日,這是兩碼子的事。例如:一個人用了一些舊木頭,建成了一間「新」的房屋。木結構的年日必須要經過仔細的考古層面研究 stratigraphical studies 才可下判斷。此外,陶器時期鑑定pottery dating更可靠,卻沒有這樣的報導。
3. 舊約聖經沒有給予任何指標,可以推算挪亞是屬於那一個時期,報導說:碳14與聖經的記載吻合。這並非出自嚴謹的解經。
4. 所發現的木結構是否「在原處」in situ?(加上今天出現的報道,Randall Price質疑土耳其當地導遊將黑海另一處的木放在山洞之內blog.bibleplaces.com,這樣的報道,將會影響所以有關的資料和考証,當然多年來對方舟探索也不遺餘力的Randall Price也可能有妒嫉之嫌)
5. 如果洪水真的在主前2,800年發生(影音的論調,一定都認為聖經所說的洪水是全球性),那麼在不同的遺址,必會發現考古的斷層 gap,或因洪水毀壞的毀滅層 destruction layer。主前2,800年,正是早期青銅時代 Early Bronze Age (約主前3,500-2,300年),在近東不同的考古遺址(特別是土耳其),並沒有這樣斷層的發現。土耳其考古專家Paul Zimasky斷言說:在這個時期的土耳其,並沒有發現任何考古文化的斷層。試問,如果洪水的故事真的發生主前2,800年的時間,這個大洪水一定毀滅了當時的考古遺址,當時的人類被滅,附近各個遺址亦同時被洪水淹沒,在這個時期必定出現清楚的破壞層。但是,在早期青銅的時期的土耳其一帶的遺址,沒有發現任何文化的斷層(Zimansky)。試問,所發現的「方舟」和其他考古發現如何吻合?還是所發現的根本不是「方舟」?早期青銅時代 Early Bronze Age 的土耳其考古資料,可參Matey 2002: 19-34; Sagona and Zimansky 2009: 144-224.
6. 全球性洪水所造成的世界不同地方,許多考古遺址的斷層,但是這樣的洪水考古證據,沒有出現過。有的只是地區性的洪水,遺留下的跡象,但是,這些斷層往往只局限於一個遺址的一部份(不是全個城邑被毀滅,例如Woolley在1930年代在吾珥發現的洪水沉積土層),再者,這些斷層都不是同一個洪水水災所造成的。
7. 全球性的洪水,必然會形成全球性的沉積岩,但是至今石質學家仍未有這樣的發現。縱使有這樣的石質層,也要被証明出來,是同一個洪水所造成,而且這個災難是在主前2,800年發生的。可見,在這樣推斷之間,有多少空隙是不能解答的。
聖經考古學家Eric Clines在今早的ABC新聞訪問當中,給了中肯的回應(Eric Clines):聖經考古學家(archaeologist)不是要去証明什麼,否定什麼。只有方舟尋訪者(arkeologist)才會這樣作。
其他學者的初步見解,見(Witherington)
到底未能証實的0.1%是否真的只有0.1%?基於以上所列出的問題和空隙,實在不能不說:「我們不能100%肯定這是挪亞方舟,但是可以0.1%肯定。」
到底所找到的木型結構是什麼,必須有待進一步,更嚴謹的研究,否則便是嘩眾取寵。
參考資料
- Matey, Timothy. 2002. "Urban Planning and the Archaeology of Society at Early Bronze Age Titris Hoyuk." In Across the Anatolian Plateau: Readings in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Turkey. Edited by David C. Hopkins. The Annual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Vol. 57. Boston, MA: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19-34.
- Sagona, Antonio and Paul Zimansky. 2009. "Metalsmiths and migrants: Late Chalcolithic and the Early Bronze Age (ca. 4000-2000 BC) in Ancient Turke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44-224.
星期五, 4月 23, 2010
新苦路 New Via Dolorosa
聖經考古學和古文獻顯示,苦路並不是從城東的安東尼堡開始的。在耶路撒冷,總督可有兩個地方居住,一個是以前城西的希律宮廷,另一個是安東尼亞堡。
按正常的羅馬總督的習慣,彼拉多應留在以前希律所建的城西宮廷,即現在Jaffa Gate的大衛塔博物館之內,在這個地方出土了當時的遺蹟,這個宮廷比安東尼亞堡更大更華麗,所以,按理這才是本丟彼拉多Pontus Pilate留守耶路撒冷時用的地方,也就是他審判耶穌的地方。
亞歷山大菲羅(主前20-主後50年),猶太人希臘哲學家,他稱大希律的宮廷為「總督府」house of procurators。他論到金盾牌爭議時,他說彼拉多將印上自己和羅馬王提比留各號的鍍金盾牌,展示在他所住的希律宮廷,即「總督府」。其後,因為猶太人抗議,凱撒下令將金盾牌搬到凱撒利亞的亞古士督廟。(Philo, Legation to Gaius 299–306)。
此外,約瑟夫談到其中一個彼拉多的繼承人弗羅斯Gessius Florus (主後64-66年),他說,弗羅斯進入總督府,第二天在他面前開庭審訊…士兵捉拿了所多不願作聲的人,帶到弗羅斯面前,他把他們鞭打,又釘十字架。(Jewish War 2.301–306)
聖經說,這是「總督府」(Praetorium; 太27:27; 可15:16; 約18:28, 33; 19:9),應該是城西的王府。這也是約19:13所提示的,彼拉多和耶穌私下對話之後,就把耶穌帶到外面的「鋪石地」(希臘文lithostroton; 希伯來文Gabbaqa, gabbatha加巴大)。鋪石地的意思,是鋪上石板之處,加巴大的意思未能確定,但是背後的亞蘭文字根gbh或gb’的意思是「高、突出」,有高處之意。(Brown 1994: 845)最好的翻譯是「高處」high point (見Benoit 1962: 548-550; 引自O’Connor 1996)。
故此,「總督府」和「鋪石地」指向這個王宮,處於城西西山上最高的地方。約瑟夫每每提到西山時,都用「上城」一字(他又稱這王宮是「上宮」,把在東山坡Tyropoeon Valley的舊馬加比王宮分別出來,見Jewish War 2.429),因為西山比東山更高(Josephus, Jewish War 5.137, cf. 1.402; and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15.318.)。
所以,聖經考古和古文獻幫助我們重建耶穌的苦路,見下圖出自Hoffmeier 2008: 157) ,苦路是最後的一條路線(6):
下圖是出自Rainey and Notley 2006: 365,加上耶路撒冷地形的等高線,苦路是最後的一條路線(7)。
耶穌的苦路由Jaffa之內的Citadel地方開始,他被帶到上羅馬廣場upper forum (Josephus, Jewish War 2.305, 315; 5.137),然後由花園門Gennath Gate出城(Josephus, Jewish War 5.146),花園門之外應該是進城的大路,也許就在這個路口上,古利奈人西門剛從鄉下來到,被迫背負十字架。
當時負責釘十字架的百夫長,揀選了城門外的一個被棄的探石場,成為刑場。這個刑場的東邊有一塊突出的石,可能形狀似頭顱,故又稱骷髏地(可15:22),士兵便在這裡把耶穌釘死。採石場經過年月的雨水和風塵,已沾上一層泥土,耶穌被釘時正是四月,冬雨過後,探石場必定是長滿了野草和野花。同時,亞利馬太人約瑟,他搬到耶路撒冷之後,在這裡開闢了自己的新墳墓。在安息日來臨之前,他們趕快的將主的屍身埋葬(約19:40-42; 19:31)。這個採石場,今天被聖墓堂蓋住,現時的地面比當時的高了許多,但是苦路的最後5站(10-14),處於聖墓堂之內,是有考古根據的。相反,苦路站的1-9不可能是真正的地方,應該是位於城西,在Jaffa Gate和聖墓堂之間。
關於苦傷路的文章,參苦路;苦路十四站。
參考資料
按正常的羅馬總督的習慣,彼拉多應留在以前希律所建的城西宮廷,即現在Jaffa Gate的大衛塔博物館之內,在這個地方出土了當時的遺蹟,這個宮廷比安東尼亞堡更大更華麗,所以,按理這才是本丟彼拉多Pontus Pilate留守耶路撒冷時用的地方,也就是他審判耶穌的地方。
亞歷山大菲羅(主前20-主後50年),猶太人希臘哲學家,他稱大希律的宮廷為「總督府」house of procurators。他論到金盾牌爭議時,他說彼拉多將印上自己和羅馬王提比留各號的鍍金盾牌,展示在他所住的希律宮廷,即「總督府」。其後,因為猶太人抗議,凱撒下令將金盾牌搬到凱撒利亞的亞古士督廟。(Philo, Legation to Gaius 299–306)。
此外,約瑟夫談到其中一個彼拉多的繼承人弗羅斯Gessius Florus (主後64-66年),他說,弗羅斯進入總督府,第二天在他面前開庭審訊…士兵捉拿了所多不願作聲的人,帶到弗羅斯面前,他把他們鞭打,又釘十字架。(Jewish War 2.301–306)
聖經說,這是「總督府」(Praetorium; 太27:27; 可15:16; 約18:28, 33; 19:9),應該是城西的王府。這也是約19:13所提示的,彼拉多和耶穌私下對話之後,就把耶穌帶到外面的「鋪石地」(希臘文lithostroton; 希伯來文Gabbaqa, gabbatha加巴大)。鋪石地的意思,是鋪上石板之處,加巴大的意思未能確定,但是背後的亞蘭文字根gbh或gb’的意思是「高、突出」,有高處之意。(Brown 1994: 845)最好的翻譯是「高處」high point (見Benoit 1962: 548-550; 引自O’Connor 1996)。
故此,「總督府」和「鋪石地」指向這個王宮,處於城西西山上最高的地方。約瑟夫每每提到西山時,都用「上城」一字(他又稱這王宮是「上宮」,把在東山坡Tyropoeon Valley的舊馬加比王宮分別出來,見Jewish War 2.429),因為西山比東山更高(Josephus, Jewish War 5.137, cf. 1.402; and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15.318.)。
所以,聖經考古和古文獻幫助我們重建耶穌的苦路,見下圖出自Hoffmeier 2008: 157) ,苦路是最後的一條路線(6):
下圖是出自Rainey and Notley 2006: 365,加上耶路撒冷地形的等高線,苦路是最後的一條路線(7)。
耶穌的苦路由Jaffa之內的Citadel地方開始,他被帶到上羅馬廣場upper forum (Josephus, Jewish War 2.305, 315; 5.137),然後由花園門Gennath Gate出城(Josephus, Jewish War 5.146),花園門之外應該是進城的大路,也許就在這個路口上,古利奈人西門剛從鄉下來到,被迫背負十字架。
當時負責釘十字架的百夫長,揀選了城門外的一個被棄的探石場,成為刑場。這個刑場的東邊有一塊突出的石,可能形狀似頭顱,故又稱骷髏地(可15:22),士兵便在這裡把耶穌釘死。採石場經過年月的雨水和風塵,已沾上一層泥土,耶穌被釘時正是四月,冬雨過後,探石場必定是長滿了野草和野花。同時,亞利馬太人約瑟,他搬到耶路撒冷之後,在這裡開闢了自己的新墳墓。在安息日來臨之前,他們趕快的將主的屍身埋葬(約19:40-42; 19:31)。這個採石場,今天被聖墓堂蓋住,現時的地面比當時的高了許多,但是苦路的最後5站(10-14),處於聖墓堂之內,是有考古根據的。相反,苦路站的1-9不可能是真正的地方,應該是位於城西,在Jaffa Gate和聖墓堂之間。
關於苦傷路的文章,參苦路;苦路十四站。
參考資料
- Hoffmeier, James K. 2008. The Archaeology of the Bible. Oxford: Lion Hudson.
- Murphy-O’Connor, Jerome. “The Geography of Faith.” Bible Review, Dec 1996, 32-41, 52-53.
- Rainey, Anson F. and R. Steven Notley. 2006. The Sacred Bridge. Jerusalem: Carta.
- Benoit, Pierre.1962. “Prétoire, Lithostrothon et Gabbatha,” Revue Biblique 59, 548–550.
- Brown, Raymond E. 1994. The Death of the Messiah: From Gethsemane to the Grave, Anchor Bible Reference Library New York: Double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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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Dolorosa
苦路 Via Dolorosa
傳統苦路
現在耶路撒冷的苦路,又稱苦傷路、十架路,其有14站:
1. 安東尼亞堡:彼拉多審判主耶穌(可15:6-20)
2. 舖華石處:耶穌背起十架(約19:17)
3. 十架沉重,主耶穌首次跌倒
4. 馬利亞遇見耶穌之後跌倒在地
5. 古利奈人西門被迫為主背負十架(可15:21)
6. 維羅妮卡為主抹去汗血
7. 主耶穌第二次跌倒
8. 主耶穌對耶路撒冷的婦女說話(路23:27-31)
9. 主耶穌第三次跌倒
10. 髑髏地:主被剝去衣服(可15:24)
11. 髑髏地:主被釘十架(可15:24)
12. 髑髏地:主死在十架上(可15:37)
13. 髑髏地:主的屍體從十架被取下來(可15:46)
14. 聖墓堂:主的身體被安葬在亞利馬太人約瑟的新墳墓中(可15:46)
下面的地圖是耶路撒冷苦路的路線(O'Connor 1996):
苦路的來歷可追溯至主後14世紀,由聖方濟會修士Franciscan 為當時的朝聖者設計的。在1335年,聖方濟會成了聖地的管理者。他們的責任有兩方面:
當時的苦路,路程是這樣的:
朝聖者會停在每一個站祈禱和默想。朝聖者對歷史的真實性不大關注,導遊只是講道者,使旅客感到心靈的感動而已。
到了15世紀,朝聖者不約而同地感到聖墓堂和彼拉多之家的一段,應具有特別的地位,因為在這段路程上,主為我們的罪慢長的受死,便將這段路倒轉而行,不但更合情理,更使朝聖者可以親自行在十字架的路上。
這樣的做法,正式在1530年開始,當時由一位西班牙的聖方濟修士Antonio of Aranda描寫。只是,這段早期的苦路,只在3個站:
到了14世紀,其中一個歐洲版的苦路─比利時的盧萬(Louvain in Belgium)─漸受歡迎,Jan Pascha得了靈感,寫了一本靈修書Spiritual Journey,之後在1563年由Peter Calentyn出版,這書第一次使用Via Crucis「十架路」一詞。接著在1584年,又引發另一位作者Christian van Adrichom寫了一本耶路撒冷地理的書Description of Jerusalem at the Time of Christ,這書被翻譯成各種歐洲語,非常受歡迎,直到19世紀,一直成為耶路撒冷地理的經典。 Pascha和van Adrichom所列出的苦路站,與現今苦路14站相近,但是當時仍對耶路撒冷的苦路朝聖影響不大。
到了17世紀,Pascha和van Adrichom所寫的苦路14站靈修書深受到廣大歐洲基督徒歡迎。但是,當他們來到耶路撒冷時,發現苦路到了Judgment Gate便完畢,便感到失望,因為他們預期苦路的終站是聖墓堂。耶路撒冷當地的聖方濟修士的解釋不被接受,所以某些修士為了迎合朝聖者的希望,便將苦路路線作修改。
最後,到了18世紀,聖方濟修士Elzear Horn在1724-1744年間於聖地事奉,他同時又深受van Adrichom的著作影響。他是第一位把van Adrichom苦路放在當時的地圖上。這就是現在的苦路的最早版本,14站的位置與現今的各站位置大約相同,地圖上的圓形數字是18世紀時各站位置,方形數字是今天苦路各站的位置。
苦路本身不是以歷史和考古來定義,而是以信仰為本,所以並不符合考古和歷史的資料。但是,它是歷代信徒響往基督經歷的表達,這正是信徒來朝聖的原因,朝聖之時,在默想和祈禱中找到屬靈的真實,正如Murphy-O'Connor一文標題所說,苦路是「信心的地理」(geography of faith)。
但是,因著聖經考古學的發現,我們現在得到更多的考古資料,可以重新的找出耶穌當日苦路的路線,見新苦路一文。
關於苦傷路的文章,參苦路十四站,新苦路
參考資料
Murphy-O’Connor, Jerome. 1996. “The Geography of Faith.” Bible Review, Dec., 32-41, 52-53. 文中O’Connor詳細講述苦路的歷史來源和演變經過,他是天主教的學者,也是資深的聖經考古學家。
現在耶路撒冷的苦路,又稱苦傷路、十架路,其有14站:
1. 安東尼亞堡:彼拉多審判主耶穌(可15:6-20)
2. 舖華石處:耶穌背起十架(約19:17)
3. 十架沉重,主耶穌首次跌倒
4. 馬利亞遇見耶穌之後跌倒在地
5. 古利奈人西門被迫為主背負十架(可15:21)
6. 維羅妮卡為主抹去汗血
7. 主耶穌第二次跌倒
8. 主耶穌對耶路撒冷的婦女說話(路23:27-31)
9. 主耶穌第三次跌倒
10. 髑髏地:主被剝去衣服(可15:24)
11. 髑髏地:主被釘十架(可15:24)
12. 髑髏地:主死在十架上(可15:37)
13. 髑髏地:主的屍體從十架被取下來(可15:46)
14. 聖墓堂:主的身體被安葬在亞利馬太人約瑟的新墳墓中(可15:46)
下面的地圖是耶路撒冷苦路的路線(O'Connor 1996):
苦路的來歷可追溯至主後14世紀,由聖方濟會修士Franciscan 為當時的朝聖者設計的。在1335年,聖方濟會成了聖地的管理者。他們的責任有兩方面:
- 在耶路撒冷聖墓堂和伯利恆的主誕堂定時舉行拉丁文的崇拜;
- 照顧歐洲而來的朝聖者,特別是發生衝突時,他們是朝聖者和本地權貴的中間人;另一方面,聖地的導遊。
當時的苦路,路程是這樣的:
- 從錫安山的聖方濟修道院開始
- 先看當時在城西的該亞法院和亞拿院
- 途中經過聖墓堂,之後往東出城,攀登橄欖山
- 從橄欖山下山,走到南面的西羅亞池
- 從西羅亞池再攀上西山,回到錫安山的起點
- 這個繞圈的路程上,加上聖經的經文和事蹟,幫助朝聖者的屬靈經歷。
朝聖者會停在每一個站祈禱和默想。朝聖者對歷史的真實性不大關注,導遊只是講道者,使旅客感到心靈的感動而已。
到了15世紀,朝聖者不約而同地感到聖墓堂和彼拉多之家的一段,應具有特別的地位,因為在這段路程上,主為我們的罪慢長的受死,便將這段路倒轉而行,不但更合情理,更使朝聖者可以親自行在十字架的路上。
這樣的做法,正式在1530年開始,當時由一位西班牙的聖方濟修士Antonio of Aranda描寫。只是,這段早期的苦路,只在3個站:
- 耶穌與跌倒的馬利亞相遇
- 古利奈人西門為耶穌背十字架,而耶穌同時對耶路撒冷女子說話
- 聖維羅妮卡為主抹汗
到了14世紀,其中一個歐洲版的苦路─比利時的盧萬(Louvain in Belgium)─漸受歡迎,Jan Pascha得了靈感,寫了一本靈修書Spiritual Journey,之後在1563年由Peter Calentyn出版,這書第一次使用Via Crucis「十架路」一詞。接著在1584年,又引發另一位作者Christian van Adrichom寫了一本耶路撒冷地理的書Description of Jerusalem at the Time of Christ,這書被翻譯成各種歐洲語,非常受歡迎,直到19世紀,一直成為耶路撒冷地理的經典。 Pascha和van Adrichom所列出的苦路站,與現今苦路14站相近,但是當時仍對耶路撒冷的苦路朝聖影響不大。
到了17世紀,Pascha和van Adrichom所寫的苦路14站靈修書深受到廣大歐洲基督徒歡迎。但是,當他們來到耶路撒冷時,發現苦路到了Judgment Gate便完畢,便感到失望,因為他們預期苦路的終站是聖墓堂。耶路撒冷當地的聖方濟修士的解釋不被接受,所以某些修士為了迎合朝聖者的希望,便將苦路路線作修改。
最後,到了18世紀,聖方濟修士Elzear Horn在1724-1744年間於聖地事奉,他同時又深受van Adrichom的著作影響。他是第一位把van Adrichom苦路放在當時的地圖上。這就是現在的苦路的最早版本,14站的位置與現今的各站位置大約相同,地圖上的圓形數字是18世紀時各站位置,方形數字是今天苦路各站的位置。
苦路本身不是以歷史和考古來定義,而是以信仰為本,所以並不符合考古和歷史的資料。但是,它是歷代信徒響往基督經歷的表達,這正是信徒來朝聖的原因,朝聖之時,在默想和祈禱中找到屬靈的真實,正如Murphy-O'Connor一文標題所說,苦路是「信心的地理」(geography of faith)。
但是,因著聖經考古學的發現,我們現在得到更多的考古資料,可以重新的找出耶穌當日苦路的路線,見新苦路一文。
關於苦傷路的文章,參苦路十四站,新苦路
參考資料
Murphy-O’Connor, Jerome. 1996. “The Geography of Faith.” Bible Review, Dec., 32-41, 52-53. 文中O’Connor詳細講述苦路的歷史來源和演變經過,他是天主教的學者,也是資深的聖經考古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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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Dolorosa
星期六, 4月 03, 2010
訪問 Jim Monson 與 Gabi Barkay
3月24日,以色列國家電台 Israel National Radio 訪問了兩位專家,一個是聖經地理權威 Jim Monson,另一個是聖經考古學家 Gabi Barkay。兩個電台訪問,都藉得一聽(here)
Monson 一直是聖經地理專家,他不但熟透聖地地理,更提出了地理背景,作為詮釋聖經的根據。Barkay 是當今以色列考古的權威,特別是耶路撒冷的考古,參加 Barkay 的 field trip,他知道每一塊石頭背後的考古故事。他在這訪問之中,強調聖殿山篩選工程 Temple Mount Sifting Project 對聖經考古的重要性,更指出現在穆斯林教徒對聖殿山考古的破壞,比起二次大戰時德國人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更嚴重,因為對於大屠殺的歷史,現在還有生還者的見證和說話,但是聖殿山的考古遺蹟,只有「不能說話」的文物可以作證,若是這些文物被破壞的話,那就無可挽救。
Monson 一直是聖經地理專家,他不但熟透聖地地理,更提出了地理背景,作為詮釋聖經的根據。Barkay 是當今以色列考古的權威,特別是耶路撒冷的考古,參加 Barkay 的 field trip,他知道每一塊石頭背後的考古故事。他在這訪問之中,強調聖殿山篩選工程 Temple Mount Sifting Project 對聖經考古的重要性,更指出現在穆斯林教徒對聖殿山考古的破壞,比起二次大戰時德國人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更嚴重,因為對於大屠殺的歷史,現在還有生還者的見證和說話,但是聖殿山的考古遺蹟,只有「不能說話」的文物可以作證,若是這些文物被破壞的話,那就無可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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