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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6月 16, 2012

慎思明辨

最近教會工作太忙,已沒有空閒時間寫網誌。不過,今天收到arkwhy編成的小書《慎思明辨》,要在這裡提一提。




關於早前尋找方舟聲稱的爭議,好像冷卻了,可算是一件好事,正因事情已降溫,所以正是好機會讓信徒整理一下觀點,使這已過去的爭議,作更整全的成長。


《慎思明辨》約150頁,蒐集了整個方舟爭議中出現的文章,除了筆者拙文《發現方舟的宣稱,聖經考古的回應》之外,也包括了約十多篇藉得細讀的好文章,見以下目錄:


謝謝「慎思明辨編輯小組」花功夫收集出版此書。正如書序所言:


「這書不是要挑起紛爭,讓紛爭持續,而是希望透過整理觀點,幫助大家慎思明辨,然後將這思考的經驗,應用於更廣泛的信仰探索中。基督徒在信仰教育上,除了要有聖靈啟示的幫助,在悟性上也要有學習過程,這樣,基督徒的生命才能有整全的成長。希望這書能為信徒在成長的過程中帶來幫助。」


就這個人聖經考古的網誌而言,這書有相當的參考價值,正如拙文《略談聖經考古學之限制與貢獻》曾指出,華人信徒對考古學的認識,只局限於佈道和護教,這書集合的文章,不單使讀者更清楚發現方舟聲稱的爭議,也可以幫助信徒,慎防各種以佈道為名,嘩眾取寵的偽考古。


《慎思明辨》可在arkwhy網頁上訂購,香港以外的訂購,應可在同一個網頁查詢和訂購。

星期一, 12月 05, 2011

回應<影音回應網上聯署:方舟探索首階段完成>

影音使團在2011年12月5日,登稿至時代論壇,文章為<影音回應網上聯署:方舟探索首階段完成>
(下稱<回應聯署>),是回應在11月29日多位教牧和領袖的聯署信。本文只由聖經考古學的角度,作一點回應。


1 -毋須發表荒謬地年輕的驗測結果?
<回應聯署>一文指出,影音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沒有隱瞞任何資料和數據,文章說:「就以木樣本的碳14化驗數據而言,確實曾有幾個樣本的年測結果出現差異,我們也為此諮詢過有經驗的考古學家,他們向採集樣本的隊員查問取樣地點、方法和樣本體積之後,認為部分化驗結果毋須在報告上發表。」之後文章引用祖克蘭克博士說:「通常在考古學上,荒謬地年輕的驗測結果會被排除,因為反映了採集樣本的問題,而不是那遺址的年代。」


「荒謬地年輕的驗測結果」應指木樣本碳14化驗結果當中一些異常年輕的結果,我們不妨再看看Snelling所發佈的碳14結果列表(到現在為止,影音已經默認Snelling所發佈的結果是他們本身有的原數據):


樣本    實驗室     測定結果             樣本日曆年齡
  A            1         1955年後                現代
  A            2         1950年後                現代
  B            1         距今120 +/- 25年    約公元後18-19世紀
  B            2         距今135 +/- 30年    約公元後18-19世紀
  C            1         距今610 +/- 25年    約公元後14世紀
  D            3         距今4269-4800年   公元前4941 +/- 4647年


樣本A
<回應聯署>一文所指的「荒謬地年輕的驗測結果」應該是樣本A,因為樣本A的測定結果是公元後1950年代之後,<回應聯署>提出的理由,就是這麼「荒謬地年輕的驗測結果」是不用發佈的。但筆者要指出,這極為年輕的結果,不是一個實驗室(1)得出的結論,而是兩個不同的實驗室(2)得出的結論,結果十分確定。這樣一致的化驗結果,我想不到任何原因將之隱瞞或報廢。


樣本B
好的,就當探索者滿心預期著一個古老的結果,而樣本A的結果出乎意料之外,結果雖然一致,卻是「荒謬地年輕」,不用發佈了。


那麼,樣本B的結果又為什麼不被公佈?樣本B照樣由兩所不同的實驗室(1, 2)進行化驗,亦得出一致的結果,分別是距今120 +/- 25年和距今135 +/- 30年,歷史年份均是約公元後18-19世紀。這樣一致的化驗結果,我也想不到任何原因將之報廢。難道這些數據都可以被算為「荒謬地年輕」,故不用公開?


樣本C
好的,即使樣本A和B的結果都算為「荒謬地年輕」,那麼樣本C又怎樣?樣本C是由實驗室1化驗,結果是距今610 +/- 25年,即約公元後14世紀。筆者可以肯定,在考古和碳14化驗結果上,這一定不是「荒謬地年輕」的年份。


舉一個簡單例子,自1350年代開始,所謂「耶穌裹屍布」(Shroud of Turin)便在法國出現,後來一度收藏於意大利都靈(Turin)的聖施洗約翰教堂內(故又稱「都靈裹屍布」),有人聲稱它是「耶穌裹屍布」,但這聲稱一直以來引起爭議。到了1980年代,來自英國、瑞士和美國的科學家分別取樣作碳14化驗,結果大約介於公元後1260到1390年之間,即13-14世紀之中世紀文物,證實為假,並非傳說中第一世紀的裹屍布(Taylor 2000: 60)。


「都靈裹屍布」


筆者引用「裹屍布」的原因,不是要討論「裹屍布」的問題,而是想指出,亞拉臘山木樣本C的碳14化驗結果(與「裹屍布」的結果相距不遠,即公元後14世紀)。這樣看來,樣本C的結果不可能是「荒謬地年輕」,所以全無科學考古理由將之報廢,反而應公開發佈出來。不將樣本C的結果公佈,豈不是因為中世紀的年份對「尋找方舟聲稱」完全不利?這裡是否有隱瞞不利數據,讀者心知肚明。


樣本D
筆者已在前文<發現方舟的聲稱,進一步被證實為假>概括分析了樣本D的問題,指出其數據有極大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公元前4941 +/- 4647年。所以,按筆者在Wheaton College的考古教授所說,這結果應被報廢。


費解的地方,就是影音居然單單根據這個樣本,作找到方舟的聲稱。


(發現挪亞方舟之新聞-截圖)


更令筆者費解的地方,就是影音居然把其他「不是荒謬地年輕」,甚至結果一致的數據 (樣本C和B)置之不理。這種的做法,是否合乎科學的客觀性?有目共睹。


2 - 面對不利的數據
筆者在美國加州讀學士學位時,主修科是「環境毒理學」(Environmental Toxicology),讀書時和畢業後都曾在科學實驗室內工作,明白當化驗結果與原本的假設不一時,的確會感到無奈,甚至氣憤。到底是實驗出錯?還是本來的假設出錯?不得不重複再做一次實驗,如結果一樣,便要痛心地修改本來的假設。


在科學的化驗之中,無論數據支持本來的假設與否,筆者總要在實驗報告中列出各項結果,起碼也要在報告加上註腳。這也是以往方舟探索者所作的,早在1955與及1969年,探索者Fernand Navarra從現今的亞拉臘山近雪線的地段,分別兩次取下木樣本作化驗。


Navarra 從亞拉臘山
近雪線的冰隙取下之木條
(Bailey 1977: 139)

1955年的木樣本分別由5間美國和英國的實驗室作碳14化驗,結果如下(Bailey 1977: 142):

  • 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 (England):公元後770-790年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公元後720年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公元後740年
  • Teledyne Isotopes, New York:與其他實驗室結果相差只有100-200年
  • Geochron Laboratories, MA:公元後260年

1969年的木樣本又在兩間美國的實驗室作化驗(Bailey 1977: 142):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Radiocarbon Laboratory:公元後640年 
  • Geochron Laboratories, MA:公元後620-640年

兩度的取樣,不但碳14化驗結果全然被公佈出來,甚至可在學術期刊找到,其中一份是科學界公認的Radiocarbon:


(Navarra 木樣本的碳14化驗報告
Callow et al. 1965: 161
另參Fishman 1977: 213)


留意發佈內容,除了樣本的位置之外,也有實驗室名稱:NPL (即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留意最尾一句,實驗室的附註:"Comment: evidently not the Ark" (備註:明顯不是來自方舟)。


以上資料表示,就算化驗結果對本身的假設極為不利,仍需發佈碳14化驗結果,不能以單單一句-「荒謬地年輕的數據」就抹殺而不用發佈,還將有利自己的數據無限放大。



科學研究名聲的重要
再說說以前的一個經歷,筆者記得在美國讀大學和畢業後都在一間相當有規模的實驗室工作,公司時常接到政府的合約,為政府不同部門作化驗,寫報告,當時我只是一個小小化學技術員。


有一天,清早回到公司,便發現多位政府人員將實驗室封殺,為什麼?之後才發現原來這所實驗室在過去幾年隱瞞或做假的化驗資料,而兩位化學師被拉了,公司要賠上大筆金錢。因這事故公司信譽大大受損。這個經歷說明,科學研究的最主要要求是誠信。



發現方舟的聲稱,在數據的發佈上,只佈有利的資料,不利的資料避而不談。這樣看來,影音的「方舟探索首階段」談不上嚴謹的科學研究或探索。


參考資料

  • Bailey, Lloyd R. 1977. Wood from "Mount Ararat": Noah's Ark?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 40, No. 4 (Dec.), pp. 137-146
  • Callow, W. J., Barker, M. J., and Hassall, G. I. 1965. 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 radiocarbon measurements III. Radiocarbon 7: 156-161.
  • Fishman, Bernard, Hamish Forbes, and Barbara Lawn. 1977.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Radiocarbon Dates XIX. Radiocarbon 19, Vol. 2: 188-228.
  • Taylor, R. E. 2000. Fifty Years of Radiocarbon Dating: This widely applied technique has made major strides since its introduction a half-century ago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merican Scientist, Vol. 88, No. 1 (Jan-Feb), pp. 60-67.

星期二, 11月 22, 2011

影音號外1,為何論說自相矛盾?

影音在《號外》(07.11.2011) (稱為《號外1》)http://www.noahsarkmovies.com/arkmovie/big5/pdf/extra20111107.pdf,批評筆者的文章,稱之為「攻擊方舟學術文章錯漏百出卻被瘋狂引用,務求打擊方舟佈道事工」,已經引起不同回應。

之後,影音又出《號外》(18.11.2011) (稱《號外2》),http://www.noahsarkmovies.com/arkmovie/big5/pdf/extra-vol02.pdf,企圖反駁Snelling的詳盡碳14報告,文章名為《回應Answers in Genesis網頁中 Dr. Andrew Snelling不盡不實及草率的碳14報告論點》。

筆者細閱兩篇《號外》多次,仍感到異常費解,因為兩篇《號外》論說不是自相矛盾,就是自說自話,斷章取義,抵觸了影音一路以來自己的宣稱,但是似乎影音一點也未察覺到,可見《號外》的作者根本沒有任何考古專業。

《號外1》的批評主要來自筆者最近被廣泛轉載之文章《發現方舟的宣稱,聖經考古的回應》(http://marksir.blogspot.com/2011/10/blog-post.html) (簡稱《考古》)。

《號外1》之內容大多出自匿名或其他讀者的留言,以及筆者在留言欄中之回應。筆者本不想對《號外1》作任何回應,因為在《考古》一文之留言欄中,已有充足回應。然而《號外1》對筆者文章之批判足足有一版之長,指出5個謬誤,所以,筆者仍不厭其煩地作多點回應,使有心讀者能更進一步仔細分析,深入了解,作更週全的立論。

錯誤1 - 亞拉臘山不屬近東 ,又屬近東,自相矛盾
《號外1》最明顯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是指出筆者將亞拉臘山與近東地區相提並論(謬誤4),意思是亞拉臘山是獨特的,亞拉臘山根本就不屬近東地區,所以筆者在《考古》一文和回應中,不能引用近東地區作比較等等。

筆者早已在留言處回應:「近東」作為一學術名詞,意義可廣可窄,視乎不同學者之定義,普遍來說定義不會太生硬。


Marc Van De Mieroop的《古近東歷史》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開頭為「近東」作定義:「近東範圍指由土耳其之愛琴海岸至伊朗中部,與及安納托利亞北部到紅海」"Near East designates the region from the Aegean coast of Turkey to central Iran, and from Northern Anatolia to the Red Sea" (p. 1)。安納托利亞(Anatolia)是今日土耳其的範圍,故包括亞拉臘山,可見作為近東專家的Marc Van De Mieroop,他亦將今日的土耳其包括在近東之內。難道影音會說,Marc Van De Mieroop犯了學術上粗疏的大忌?

《號外1》又說:「亞拉臘山不能被視作為東土耳其一帶,亞拉臘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是亞美尼亞國土,今日的土耳其於戰後立國,之前歸屬鄂圖曼帝國的版圖,陳牧師連著文論述的地點也含混不清,犯了學術上粗疏的大忌。」

其實《號外1》才是犯上學術上粗疏之大忌,因為在上文謬誤1當中,《號外1》寫著:「陳牧師若親自到昔日亞美尼亞高地,即今天的土耳其東部地區...」可見,根據《號外1》的本文,亞拉臘山正在今天的土耳其東部地區,也就是昔日亞美尼亞高地。《號外1》一方面說將亞拉臘山視為東土耳其一帶是錯誤的,但同一版又將亞拉臘山視為今天土耳其東部地區的一部份。目的是將筆者在《考古》文中提到近東考古的例子變為無效,但卻自相矛盾,犯上學術上粗疏之大忌。

《號外1》又說「土耳其」是戰後立國地名,之前是亞美尼亞或屬鄂圖曼帝國。好的,我沒有異議,但為什麼指責筆者用「土耳其」一詞時,又說:「著文論述的地點也含混不清,犯了學術上粗疏的大忌」?若你不喜歡「土耳其」一詞的話,就別用它,但又為何叫筆者親自到「今天土耳其東部」視察視察?

你不喜歡「土耳其」這個現代字眼,不要緊。我大慨可以用較學術的名詞「安納托利亞」(Anatolia)代替,意即「東面」或「日出之處」,但「安納托利亞」亦包括現今的土耳其、鄂圖曼帝國、亞美尼亞、Urartu等歷史地理名稱。「土耳其」一詞固然含有現代政治國界之意,但亦可有地理之意,為了一般讀者能明白,「土耳其」是適合的現代詞語。何況《號外1》也在同一頁用此字詞。

Paul Zimansky所寫有關Anatolia考古著作,也用「土耳其」,書名是Ancient Turkey 《古土耳其》,而Zimansky亦是Urartu考古的專家,他也是反對發現方舟宣稱的土耳其考古學家。顯然地,《號外1》是自相矛盾。單指出文章詞彙之不同,就斷言說文章出錯,甚至「不值一看」,這種論據只是稻草人論證,目的是在沒有近東知識的讀者面前混淆視聽。


再者,如果真如《號外1》所講,將亞拉臘山和近東混為一談一帶是錯誤的話,為什麼《號外1》卻引用「熟悉近東歷史的專家,包括近東語言及文學哲學博士Dr. Michael Brown」的意見?《號外1》又說Dr. Brown「對近東歷史的認識是無庸置疑的」。既說亞拉臘山不能與近東相提並論,就不要引用近東學家作後盾。明顯地,《號外1》是自打咀巴。

另一個自打咀巴之處,相信明眼的讀者早已發覺,在錯謬2之中,《號外1》引用Dr. Joel Klenck祖克蘭博士的說話,堅持發現的古木結構不會是後世遺留的痕跡,只是到底Klenck在那一篇學術文章,那一頁說過這些說話?《號外1》只說這是Klenck審視木結構的建築特徵之後的分析,沒有註腳也不打緊,或許是Klenck受訪時說的話,為了證實Klenck的說法有力,《號外1》從網站www.societyandanimalsforum.org/dissertations/dissertations.html列出Klenck的學術背景。到此網站查證,列出Klenck在1996年在哈佛大學寫了博士論文,名為Faunal Remains Animal Use Israel Middle Bronze Age (中譯:在中銅時期以色列的動物遺骸及動物使用),這份博士論文的Publication number,也就是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UMI) access number 是9710498。

筆者再到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PQDT) database查證,下載了Klenck在1996年在哈佛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原名其實是Animals in the Canaanite cultic milieu: The zoo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rom Tell Haror, Israel (中譯:迦南宗教環境下的動物:從以色列Haror土丘出土之動物考古證據),論文的UMI也是9710498,論文名稱有所不同不要緊,因為UMI一樣,應指同一篇論文。

但是,稍微讀讀Klenck的博士論文,開首時說論文的目的:「提供於以色列別是巴西北20公里之Tel Haror考古遺址,中青銅時期IIB/C層(主前1800-1750-1550年)出土之動物遺骸的分析結果。」("presents the results of an analysis of faunal remains from Middle Bronze IIB/C (1800-1750-1550 B.C.) strata at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Tel Haror, located 20 km northwest of Beer Sheva in Israel.") Klenck的博士論文的主任是Dr. Richard H. Meadow, Prof. Carl Lamberg-Karlovsky, Prof. Ofer Bar-Yosef和Prof. Eliezer Oren。幾位都無疑是以色列考古學的專家,例如Eliezer Oren在以色列南面的考古工作甚多,也是選寫四冊巨著的New Encyclopaedia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Holy Land有關Tel Haror一文之考古學家。

沒錯,Klenck是影音發現方舟宣稱的支持者之一,但《號外1》引用Klenck的博士論文可見,他的專長是近東的以色列,特別是Tel Haror的中青銅IIB/C層的動物遺骸研究。既說亞拉臘山不能與近東相提並論,就不要引用這位近東學家。

《號外1》又在研究亞拉臘山木結構的可能性上,指責筆者「套用了遠至埃及的文明做比較,很容易犯上以局部解釋全部、以片面解釋全面的謬誤。古代近東版圖廣闊,不能因為埃及屬於近東地區,便理所當然地等同於亞拉臘山,陳列沒有根據的可能性,只能算是一些建立在薄弱基礎上的猜想。」

但是,《號外1》引用Klenck的說話之中,卻提到「金字塔」,「金字塔」不是在近東的埃及嗎?我亦不反對套用其他近東例子,作亞拉臘山的考古比較。只是《號外1》前言不對後語,堅持不可把近東和亞拉臘山相提並論,但又引用近東學者Klenck的說話,套用遠至近東埃及的金字塔作比較,自相矛盾。

錯誤2 - 筆者引用了亞拉臘山地區的考古結果,《號外1》卻說沒有-斷章取義
當然《號外1》引用了Oktay Belli鄂台貝利教授的說法:「由於當地缺乏樹木,一般民居以至教堂建築,都會就地取材,採用泥磚興建,只會以少量木材作為輔助。由於建築物一般興建在較低海拔位置,年代久遠的民居或者教堂所使用的少量木材,一早已經腐爛,並無保存下來」但貝利教授在那一篇論文,那一頁提到這段說話?《號外1》並無說明,可能又是訪問時說的話。註腳1只是介紹「歐亞考古研究所」(Eurasia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的網頁,而貝利教授是負責人(http://www.istanbul.edu.tr/edebiyat/edebiyat/dekanlik/arastirma_merkezleri/avrasya_arkeoloji_enstitusu.htm),引用貝利教授是可以接受的,他是土耳其考古學家,也曾著學術文章討論Urartu的水利工程。

但是,《號外1》指筆者在《考古》一文,沒引用亞拉臘山地區的考古結果作結論,而是套用了遠至埃及的文明做比較(謬誤3)。這種說法完全是斷章取義,因為筆者在《考古》一文當中,好幾次引用Paul Zimansky的論文和說法,每一段都有註腳,讀者可以自行參考,不妨在此再列舉一些出來:
  1. 《考古》一文中,提出10多項證據要求,第11項是「普世文化斷層」,筆者指出照影音的宣稱,如果滅世大洪水發生於主前2800年時期,那麼在這個時期的各遺址,會因大洪水造成文化斷層。各遺址的土丘紀錄中,會出現洪水破壞前的文化遺跡,之後會出現洪水沉積土層,之後又出現另一個新文化。但是,這樣的考古證據沒有在這時期出現過。我們不能不贊成土耳其考古專家Paul Zimansky的結論:在這個時期的土耳其並沒有出現任何考古文化的斷層。不但沒有出現文化斷層,單在土耳其,在這個時期的遺址,更有發展的證據,甚至城鎮與城鎮之間發展商貿關係(見Matey 2002: 19-34; Sagona and Zimansky 2009: 144-224)。
  2. 另外,筆者引用近東考古專家Paul Zimansky在2010年受National Geographic訪問時的說話:「我未曾聽過有任何尋找方舟的探索隊會找不到方舟的」(Than 2010)。
  3. 單在這兩段引言,已經出現了三位土耳其考古專家:Timothy Matey, Antonio Sagona, Paul Zimansky,而三位都撰寫過土耳其考古的學術文章。相反,《號外1》只引用了鄂台貝利教授的說法。


錯誤3 - 筆者引述Bailey之立論,《號外1》卻選擇性處理Bailey列舉的資料,又是斷章取義
《號外1》提到筆者《考古》一文中,引述Bailey (1977)之學術文章說:「過往的探險者確實有搬運過木材上山,甚至達至山頂,但極其量都只有七呎高的木製十字架」(謬誤1),為什麼《號外1》會說「極其量都只有七呎高的木製十字架」?「極其量」顯明《號外1》只斷章取義地選舉對其有利的資料,不利的便不提。

筆者在《考古》一文,共引述了Bailey 三篇論文(1977, 1989, 1996),從過往探索者的文字記錄當中,列舉至少9個例證,證明過往探索者曾將木頭帶到山上,甚至在山上建造木結構,在此只重述一些例子:
  • 在1855年,Parrot 記述,他能帶著馬匹、牛,背著糧食和木柴上山 (Parrot 1855: 170-87; Bailey 1989: 110);
  • 在1902年,一隊俄羅斯的探索隊,在Ivangouloff的帶領之下,攀到山上建築了一個「小木籠」(small wooden container) (Montgomery 1972: 214);
  • 在1670年,荷蘭探索家Jan Struys登山時,曾經在山上不同的小棚屋(huts)住宿過(La Haye and Morris 1976: 24);


按Bailey的推斷,山上有木不是奇事,以往有人將木帶上木山,並在山上建設木結構,也非不可能之事。《號外1》只引用幾個,這是斷章取義的做法,也不了解Bailey的推斷。

筆者也在《考古》一文的留言處,指出長程運輸大型古木在古時並不是不可能之事。亞述、巴比倫、埃及人經常經水路和陸路,將木材從黎巴嫩和敘利亞的樹林,運送回自己國土,之間上山下山的距離可達數百里(參考Ancient Near East in Pictures, ANEP, 107)。可見,長程運輸大型古木實屬可能。別說木材,古埃及人建設巨型古結構,從南面的Aswan等地開探巨大岩石,運到工地已不是非常之事,那麼上高山搭建木結構,對古人來說,絕非不可能。《號外1》只一句:「不能用埃及和近東地區,與亞拉臘山相提並論」,不但自相矛盾,更是逃避對其不利的資料。

還有,Bailey列出之例證大多在19-20世紀初之前發生的,至少在100多年之前,當時已有小木屋,人已將木運到山上,所以,Bailey推斷近代的人更可將木材運上高山,又在高山上建造木結構,怎能一句便抹殺近代的人可在高山(甚至雪線上)用建木建築的可能性?再加上,Snelling公佈的碳14結果,顯示出4個木樣本當中,3個都是屬近代,這更使Bailey的立論有力。《號外1》說Bailey的推斷是「無法解釋木結構的發現」,完全不能成立。

錯誤4 - 質疑筆者之考古背景-無能作理性討論
另一個斷章取義之處,就是引用筆者在留言欄上的說話:「我沒有太多考古學中科學方面的訓練,主要在歷史背景方面較多」。筆者回應這位匿名者對古瀝青化驗的問題,這位自稱「本人沒考古學歷」的匿名者,其實在提問上也是斷章取義,他誤以為筆者在《考古》一文中要求古瀝青要作碳14化驗。事實上,筆者沒有說過古瀝青要作碳14化驗,只是指出需要作化驗(或許是化學化驗等,核實木結構是否含瀝青)。所以,在回應中筆者亦指出一些古瀝青化驗的學術文章作參考。將筆者的說話斷章取義,然後自吹自擂,不但連考古學是什麼也未弄清楚,甚至連基本的理性討論也未到家。

在最後一段,全然暴露了影音本身在基本理性討論的無能,只是依賴斷章取義的方法,混淆讀者,然後自吹自擂。在謬誤5當中,《號外1》引述筆者的說話:「考古工作常因財務缺乏而被迫停工,我認為應該為這些有意義的考古工作籌款,好過為探索方舟浪費人力物力。」

跟著《號外1》便立刻說筆者「先入為主地認為方舟根本不存在,所以不用浪費人力物力去尋找」。筆者從不懷疑方舟的歷史性,只是批判影音找到方舟的宣稱,批判這宣稱有嚴重問題,這就代表筆者不信方舟的歷史性?這絕對是斷章取義的手段,分明是誤導《號外》的讀者們。我所針對的,是一班根本不認識考古學的人,未曾正式受過考古學訓練,未曾考慮過要符合許多考古條件,便幼稚地上山找方舟,之後在毫無根據之下就宣稱找到方舟等做法。

筆者在《考古》一文中,講過從聖經考古角度,要負責任地宣稱這是方舟,或最有可能是方舟,起碼要符合15項歷史和科學條件,例如:
  • 要作同行評審peer review
  • 要化驗結果一致
  • 要先找出同一時期在不同遺址的洪水沖積土
  • 要從聖經經文先決定挪亞是那時期的人
  • 要知道創世記8:4原文是「亞拉臘群山」(הָרֵי אֲרָרָט)而不是單數的「亞拉臘山」
  • 要面對現今的亞拉臘山是方舟停迫處的說法,只是主後十世紀的傳說
  • 要知道有史以來,有關方舟停迫處的傳說,至今只少有6個之多
既因為尋找方舟這事上根本不能符合這些考古先決條件,所以尋找方舟根本不能是嚴謹的考古工作。

星期一, 11月 21, 2011

對「發現方舟聲稱」更多回應 (國語) - 梁斐生博士

梁斐生博士在土豆網上,詳細總結了Dr. Snelling的化驗報告,Dr. Snelling的化驗報告,可在「答案在創世記」網站下載,按此。


梁斐生博士影片分為4部份,用國語講解,請收看:
http://www.tudou.com/home/_102443140



星期一, 11月 14, 2011

對「發現方舟聲稱」更多回應 - 梁斐生博士

梁斐生博士在YouTube影片上,詳細總結了Dr. Snelling的化驗報告,影片分為4部份。


如果讀者已經參考過Dr. Snelling之報告,對內容有相當認知,梁斐生博士除了作總結之外,更在某些地方加上他的科學意見。


梁博士的分析,我想最重要的就是第1部份(1:10-6:08):



第一部份



  1. 梁博士解釋4年前被邀請到影音的辦公室,聽到影音對他陳列所找到的樣本,甚至經香港大學化驗為石化木。當時,梁博士當面恭喜他們,到了2010年4月,當影音向全世界公佈,也曾為他們高興並感謝神。但當梁博士再仔細思想他們公佈的結果,他便發現很大的問題。
  2. 其中就是影音說他們3次找到方舟,但是3次的地方都不同。當然影音可以解釋方舟已經裂開,但是梁博士說,如果方舟真的裂開,遺骸就不會處於高山之上,應該會因為地深引力的原故,遺骸滑落更低的地方。並且如果因為一個方舟裂開幾個不同的方舟遺骸,應該是不可能仍有7個空間被保存,裡面有稻草或疑似白色的糧食等等。
  3. 另外,使梁博士產生更大懷疑的,就是其中一張照片上,稻草又直又新鮮。正如蔬菜長年放在冰櫃中一個月甚至十年,蔬菜就必不會又直又新鮮。


第二部份




第三部份



第四部份


同樣重要的,就是第4部份的結語(10:11之後),梁博士呼籲影音使團有勇氣去回應公開的科學化驗結果,又有勇氣將所有化驗結果公佈出來。

對「發現方舟聲稱」更多回應 - Todd Bolen

Dr. Snelling詳盡披露影音的碳14報告之後,Bibleplaces.com的Todd Bolen亦提出簡短回應,總結了Dr. Snelling報告當中的論點


其中一點,Bolen說影音一路以來未有透露對尋找方舟聲稱不利之碳14結果,而提到樣本D,結果的差距太大(日曆年份為主前9858-294年間不等),結果無效,Todd Bolen之簡述按此。

星期四, 11月 10, 2011

跟進方舟聲稱之碳14詳盡報告-發現方舟的聲稱,進一步被證實為假

影音使團早前發現方舟的宣稱,又有新進展。上文引述Dr. Snelling的碳14詳盡報告「最近在亞拉臘山發現的木樣本是否來自方舟?」,有讀者向我指出報告的科學內容太多,沒有考古或科學背景的信徒/教牧很難明白,可能會感到這只是學者的高談寬論而置之不理,認為結果只是見仁見智。故筆者希望指出報告的重點,使更多人了解此報告的重要性。

碳14測定結果
這份報告中最重要的,必然是「表1 - 探索隊所得的碳-14測定結果」。以下將表1的資料按樣本列出,並將省略表1的其他細節:

樣本    實驗室     測定結果             樣本日曆年齡
  A            1         1955年後                現代
  A            2         1950年後                現代
  B            1         距今120 +/- 25年    約公元後18-19世紀
  B            2         距今135 +/- 30年    約公元後18-19世紀
  C            1         距今610 +/- 25年    約公元後14世紀
  D            3         距今4269-4800年   公元前4941 +/- 4647年

樣本A, B, C結果詮釋
以上的圖表一目了然,這裡共有4個樣本(A, B, C, D),分別由3間實驗室作化驗。樣本A, B和C的年齡都是近代或公元後年份,可以引證取樣的木結構根本不屬古代,更漠說這些結構是挪亞方舟。我絕對同意Snelling的結論:「可以說,四個木樣本中有三個都無法支持香港與土耳其人聯合探索隊所說,在亞拉臘山上發現方舟餘骸木結構的宣稱。」

樣本D結果詮釋 - Snelling
關鍵在於樣本D,這也是影音使團宣稱發現方舟之唯一根據。4個樣本中唯獨樣本D在另一間實驗室(3)進行,而且只作了1個化驗,無法作比對。

難怪引起Snelling多番的質疑,他說:「為何會在別的實驗室進行? 難道是探索隊對首三個樣本在首兩間實驗室的測定結果不滿所致?因為測定年期較方舟年代年輕或屬近代,故投向另一間新的實驗室作第四個樣本分析?還是因為這個樣本體積太大,不像其他樣本可以易於帶出國作境外測定? 因此樣本D就只能在亞拉臘山附近的實驗室作分析,例如跨過鄰近邊境的伊朗? 那麼難怪有傳言說,實驗室3被錢收買,捏造所需的碳-14測年結果。如果測年方法是恰當和透明,就不會疑團四起,惹來學術界多方揣測。」

無論如何,樣本D化驗結果表示,木材年齡是「距今4269-4800年」,換算出日曆年齡為公元前4941 +/- 4647年,也就是說,年齡介乎於2,243-11,538年之間。值得留意的,就是在備注欄中的「不確定程度」(range of uncertainty)上落甚大:+/- 4647年,較其他實驗室(1, 2)的上落程度(只有 +/- 25-30年)大得多。考慮以上各方面,質疑實驗室3結果的可靠程度是難免的。

姑且不管上落甚大的「不確定程度」,樣本D也不能簡單當為4,000-5,000的歷史。因為碳14年份(radiocarbon date)不一定相等於日曆年份(calendar date),前者要經過校準才得出後者[1]。

Snelling花了不少篇幅,說明作為基要派創造論者,相信地球年輕說,碳14年份要考慮大洪水前後等因素作校準,才能定準日曆年份。基要派創造論與尋找方舟的聲稱大有關係,因為影音只有倚賴基要派創造論,才能強調樣本D的碳14結果(有4,800年歷史,屬主前2,800年)吻合挪亞時期。這也解釋為何影音所找的「專家證明」只限於基要派創造論的科學家。

Snelling說:「如果今天從亞拉臘山找到的木,是屬於大洪水前被拿來興建方舟的木,它們的碳-14年紀,應該介乎20,000至50,000年。」換言之,如果樣本D的碳14年紀有20,000-50,000年,校準後才能推算出主前2,800年,但如今樣本D的碳14年紀只有4,000多年,校準之後就不可能是這麼遠古。

我個人並不贊同基要派創造論和地球年輕說,這種做法不論在聖經詮釋上,或在科學上均存極大問題。但是,既然影音的框架是「基要派創造論」,樣本D的碳-14年紀也要按同一個「遊戲規則」,在基要派的框架之下被校準,也就是Snelling的做法。

我們可以這樣結論,連方舟聲稱的唯一數據(樣本D)也是全無根據。正如Snelling說:「這些測年數據,加上很多不確定因素,跟發佈會和新聞稿上強調的4,800年相差很遠...總之,木樣本D有 4,800年歷史是探索隊缺乏根據證明的宣稱,一切都顯示他們並不知道世上有許多關於大洪水前和其他化石的碳-14鑑定結果,也不明白碳-14測年方法的種種問題。」

樣本D結果詮釋 - Master
讀者可能會問,Snelling本身工作的機構Answeringenesis (AiG),擁護基要派創造論,相信地球年輕說,將一切證明地球有久遠歷史的地質和考古證據,都一併以全球洪水毀滅論解釋,加上這些基要派創造論的科學家亦不被一些主流科學家所接受,他的分析怎能有效?[2] AiG甚至在美國搞創世博物館及方舟主題公園,本質上與影音無異,他的分析怎能得到科學界的認同?

所以,筆者知悉Snelling的報告之後,便在同一天(11月9日)下午,將報告中的碳14列表,電郵給我以前在Wheaton College的考古學教授Dr. Daniel Master,他是哈佛大學考古學博士,也是多年亞實基倫考古工作的負責人,亦有相當考古學上科學訓練和經驗。

在未收到筆者電郵之前,Master對這個華人圈子的方舟鬧劇全不知情,所以他對碳14報告的看法不但專業,也中立[3]。當他讀了Snelling的碳14結果列表不久,便回覆筆者。除了贊成樣本A, B, C只是近代木材,他更指出樣本D是完全無效,因為不可能有如此大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他電郵的原文是:
  • "The uncertainty range for the fourth sample cannot be correct. I cannot imagine a valid C14 sample with an uncertainty range of that size...As it stands, it is a nonsense reading." 「第4個樣本的未知程度不可能是正確的。我不能想像一個有效的碳14樣本,可有這樣大的不確定程度...按現有的資料,此數據是作廢的。」
  • "As you have given them to me, the results of laboratory 3 should be nonsense to anyone." 「就你所提供的資料,對任何人來說,實驗室3之結果應是作廢的。」


明顯地,Master的結論與Snelling的論點異曲同工:「這些器物不可能來自方舟。無論他們發現的是什麼,那些東西都不是方舟餘骸。」 

無論相信地球年輕論與否,兩者都作一致認為,發現方舟古木遺骸的聲稱是全無根據的。

連同筆者前文發現方舟的宣稱,聖經考古的回應,從考古、歷史角度來批評方舟發現的宣稱,今次加上Snelling詳盡的科學報告和Master對樣本結果的評審,足以推翻方舟發現的宣稱。

偽科學,偽考古
這裡要指出一些令人質疑的事情,Snelling在報告的開頭提到,當他從影音使團得到碳14化驗結果之副本,看了之後,便「肯定他們並沒有發現方舟」,又強烈要求他們對木樣本和其他物體作進一步的測定,建議他們「推遲新聞發佈會的日子」,但是影音使團完全無理會Snelling的建議。另外,有人在背後努力勸喻影音使團把所有碳14結果全面披露,但是所有勸喻工夫都落空,他們只不顧一切地製作「紀錄片」作大型籌款和傳福音的用途。

這一切都顯明他們隱瞞對方舟宣稱不利的證據,極度選擇性地使用科學資料,缺乏透明度,只是打著「考古和科學」的旗號,推出「考古和科學」的種種論證,但實際上對真理的福音置之不理,這種偽科學,偽考古不但誤導大眾,更有損主名,教牧信徒怎可若無其事?

備註:
[1] 這對基要創造論者特別重要。為什麼?因為在「基要派創造論框架」之內[*],地球歷史只有數千年,而實驗室的碳14年份有時會數以萬年計,過於這框架能接受的。

怎樣解釋遠古的碳14年份?基要派創造論者便提出不同的假設,最常見的是地球氣候在大洪水前後有大變化,在大洪水前,大氣層中的碳14含量比洪水後小。何解?
  1. 在大洪水前,地球磁場較現今強,引致當時地球大氣層的碳14含量比現今少得多。這樣,大洪水前的樹木吸收的碳14也少,所以今天實驗室計算出的碳14/碳12比例就特別小,沒有考慮這個變化時,實驗室的碳14結果便看似很久遠,經過校準之後,實際日曆年份就較年輕。
  2. 大洪水前的生物繁衍力較現今強盛,碳12含量也極多,故大洪水前的樹木碳14/碳12也小。所以,大洪水前的樹木會測出很小的碳14/碳12數值,但校準之後,年份就變年輕。

[*] 這不是Snelling的原用詞,在「大洪水前木化石的碳-14測年」一段的開首,他寫著「在聖經框架的地球歷史」。筆者並不贊同基要創造論和年輕地球說,也不擁護這些說法才是合乎「聖經框架」,也不認同「六日(24小時)創造論」才是最忠實的釋經。但若要詳盡討論地球年紀與解釋創世記1-11章等問題,便超出本文的範圍。不過,我可指出考古學的最大貢獻,就是近東出土的泥版,已幫助現代讀者認識近東古人如何理解創世和人眼見的宇宙,這些文獻必須成為解釋聖經創世敘述的背景。Wheaton College舊約教授John Walton專門研究近東宇宙觀文獻,最近新書 Genesis 1 as Ancient Cosmology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2011)進一步指出,近東文獻的宇宙觀是「功能本體論」(functional ontology),近東古人(包括聖經作者及讀者)以「功能」釐定「存在」,就是說,某事某物的存在,是在乎其應有的功能,可用「功能性存在」(functional existence)來形容。但是現代人,卻在乎於物質性的考慮,即「物質性存在」(material existence)。所以,創世記1章強調的不是物質從無變有的製造過程,這只是現代科學所關心的問題。聖經的創世焦點在於萬物從混沌變成有秩序的過程,強調創物主的角色,是指定萬事萬物的功能,管理萬事萬象,正如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又把水分為上下。創造主指定某物的功能或角色,神便會為某物「起其名,定其份」,正如上帝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或上帝稱空氣為「天」等等。此外,以近東創世神話為背景,Walton指出創世記1章是建造聖所的文獻,描述整個宇宙就是神的聖殿,神居於其中,故到了第7天,神便在聖日登上寶座作王統領萬有。

[2]  Snelling報告當中,至少有兩段文字是刻意維護基要創造論:(1) 大洪水前木化石的碳-14測年;(2) 為何大洪水前的木會得出較久遠的碳-14年代?亦有基督教福音派的科學家提出質疑,參Davis A. Young and Ralph Stearley. 2008. The Bible, Rocks and Time: G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Age of the Earth. Grand Rapids, MI: IVP Academic. Young和Stearley均是Calvin College的地質學教授。

[3]在這裡,讓我再一次強調,專業考古學家根本不會留意所謂方舟的發現,也不會看尋找方舟是一項有意義的考古工作,或是什麼重要考古議題。既在福音派學院任教多年,他當然不會否定方舟的歷史性,但是正如筆者拙文略談聖經考古學之限制與貢獻指出,考古學不是尋寶。

星期三, 11月 09, 2011

亞拉臘山木樣本碳14化驗結果 - 正式科學報告 - 終於面世

今天,answersingenesis 網頁發佈了一個正式科學報告,公開「亞拉臘山木結構」的木樣本碳14化驗結果,這份文章名為 Is the Wood Recently Found on Mt. Ararat from the Ark?「最近在亞拉臘山發現的木樣本是否來自方舟?」


發佈者是Dr. Andrew Snelling,創造論科學家。


報告的英文原文,按此。
報告的繁體中文翻譯,按此。
報告的簡體中文翻譯,按此。


關心方舟/謊舟的讀者,必須細閱。


在此只引述 Snelling 的結論,其他討論待續:「只要我們作科學邏輯的推論,就得出一個結論,木樣本不可能來自興建方舟的大洪水前的樹木。基於現存的碳-14證據,縱然香港與土耳其人聯合探索隊宣稱,這些叫人著迷的木遺骸在亞拉臘山發現,但這些器物不可能來自方舟。無論他們發現的是什麼,那些東西都不是方舟餘骸。」

星期二, 11月 08, 2011

「亞拉臘山木結構」碳14化驗:一點更新

前文引用 creation.com 之 Dr. Carl Wieland 在網頁初步發佈的「亞拉臘山木結構」的木樣本碳14化驗結果。


前幾天(11月2日)收到 Dr. Wieland 的電郵回覆,他說正式的化驗報告仍在預備當中,很可能這個星期便會發佈。


但是,Dr. Wieland 亦提供多一點新的化驗資料,就是其中一個樣本(3)含核武測試成份在當中,原來的英文發佈已更新了(按此):



樣本    實驗室     結果 (木樣本年份)
1             A             略低於 5,000 年
2             B             約 100 年
3             B             主後 1950 年之後 (重要註釋:實驗室表示,樣本的樹木必定是 1950 年後才生長的,因為他「明確顯示核武測試成份的跡象」"clearly shows signs of nuclear weapons testing enrichment")
4             C             約 100 年
5             C             主後 1950 年之後
6             C             約 600 年


樣本 3 註釋的更新提供的資料不多,到底這註釋是否說,樣本當中含核武測試提煉成份的鈾(uranium)?還是其他現代原素?無論如何,可清楚表明木的現代性,也就是說,木結構的年份屬於現化。


等到正式化驗報告發佈出來,便能真相大白。

星期三, 11月 02, 2011

壞鬼考古又再出現,論傳媒濫用考古

美國萬聖節剛剛過去,我不太擔心鬼魂出沒,更害怕的反而是一些壞鬼考古學家,趁著基督教節日將近(聖誕節/復活節),便掛著聖經考古之名出來搞搞陣。


耶穌之墓:捲土重來
今年四月受難節前,Jacobovici 已聲稱找到釘耶穌的鐵釘(見前文)。這個星期,他又捲土重來,回到耶路撒冷的 Talpiot 一區拍攝新的「紀錄片」,似乎要趕工在今年聖誕節之前上映。


早在 2007 年,Simcha Jacobovici 與 Discovery Channel Team (成員包括電影《鐵達尼號》導演James Cameron)大力推出所謂「紀錄片」Lost Tomb of Jesus,這套片聲稱在耶路撒冷舊城以南Talpiot 東面出土的古墓,就是拿撒勒人耶穌的家族墓穴,意思是,耶穌根本沒有復活,死了之後被安葬在耶路撒冷。




Talpiot 的古墓,其實是考古學家在1980年發掘出來的,屬第一世紀墓穴,墓穴當中發現了10個骨盒,其中6個骨盒上有刻文(5個用希伯來文;1個用希臘文),骨盒已被考古學家 Rahmani 登記在Catalogue of Jewish Ossuaries in 1994 (nos. 701-706)。


基本上,Jacobovici 的謬論只得一位學者支持,就是 James Tabor,原因十分簡單,Tabor 也寫過一本荒謬的書,名叫 Jesus Dynasty,宣傳相似的陰謀論。再者 Tabor 是 Jacobovici 拍擋,因著Jacobovici 的影片得到不少報酬,更可宣傳他的新書 Jesus Discovery: New Archaeological Find that Reveals the Birth of Christiantiy。




由此至終,沒有一個考古學家支持 Jacobovici 和Tabor 的謬論,當時負責發掘 Talpiot 古墓的考古學家 Amos Kloner 和 Shimon Gibson 等均提出質疑。另一位學者 Jodi Magness 是研究第一世紀墓穴的專家,她斷言說,Jacobovici 的理論只是嘩眾取寵的聲稱,亳無科學基礎和根據。


正視傳媒濫用考古
傳媒濫用考古不是新事,他們採訪時或會訪問一些具資格的學者,但到節目出街時,學者所講的不是被斷章取義,便是面目全非。傳媒發佈或拍攝影片的目的,並非向社會傳遞正確訊息,而是為了市場和收入,濫用考古大作文章。在這資訊氾濫的時代,聖經學者(甚至基督徒)的公共角色是什麼?應當如何回應?


1 - 面對現實
傳媒體為了增添收視率,會不擇手段用嘩眾取寵的方法興風作浪,向沒有放範的平民大眾圖利。這些壞鬼考古家,根本沒有作過嚴謹的研究,越過同行評審(peer-review),便舉行新聞發佈會。聖經學者或基督徒無須感到驚奇,反而要面對現實。

2 - 站起來說話
具資格的學者或基督徒必要站起來說話。沉默不言只會構成假象,大眾便以為這些壞鬼考古佬所講的可能是真的,又讓壞鬼考古乘虛而入,誤導廣大市民。

考古學家 Eric Cline 在 2007 年,登報呼籲同行聖經考古學家反擊,站出來批評和提出質疑。美國大部份的專業考古機構,包括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ASOR)、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AIA)等,都宣言公開發現的資料,乃是專業學者和考古學家責任之一。學者肩負著重要的公共角色,要站起來作教導和糾正。特別對於基督徒學者和牧者來說,更是責無旁貸,否則教會便失去公信力。

3 - 運用大眾傳媒
Cline 呼籲學者運用大眾傳媒 (facebook、電郵等),反挑戰壞鬼學術,並將正確資訊帶進人群當中。尤其在這個資訊發達的時代,基督徒更需要運用大眾傳媒體,傳播真理,指出真相。

運用大眾傳媒反擊壞鬼考古的例子不少:
  • 2008 年,Eric Cline 向 ASOR 提議,建立「戰室」(war room),聚集各學者的力量,更快對抗壞鬼考古,例如,挑戰 Randall Price 等尋方舟的工作和聲稱,也兩度回應影音方舟的聲稱(回應 1,回應 2)。ASOR 亦開設 blog,促進大眾對古近東的認識。
  • 2009 年,SourceFlix 與 Living Hope Ministries 善用網路和製作電影,糾正「耶穌之墓」的謬誤,影片按此。
  • 2009 年,Duke University 以學院身份,舉辦會議 Duke Conference on Archaeology, Politics and the Media,集合各界學者關注考古、政治和傳媒之間的關係,錄音可於 ASOR 網頁下載。
  • 今年3-4月間,有些壞鬼考古佬又聲稱在約旦發現第一世紀的鐵書,很快便被証明是偽造,全靠許多 bloggers 作更認真的研究(參拙文),加上許多網民主動轉載,將真相傳開。

面對方舟的聲稱,筆者為著不同學者、信徒和一些教牧而感恩,他們各自發起講座,使用不同渠道提出質疑和教導大眾,某些教會在講台、週報、網頁和小組教導會眾分析。

現實放在眼前,普羅大眾一向深受傳媒影響,加上越來越多傳媒會濫用考古,製造壞鬼學術,沉默不言只會放縱這些壞鬼,鼓勵他們矇騙更多人。


華人基督徒(特別是學者和牧者)是否亦需要更進一步回應「反擊壞鬼科學」的呼籲,建立「戰室」,不再沉默,肩負學者公共責任,發表正確的資訊、論點和聲明,使大眾和教會得益?

參考資料:
  • Cline, Eric H. 2007. “Raiders of the Faux Ark,” Boston Globe, 30 Sept, Opinion section, E1-2. 
  • Cline, Eric H. 2008. "TV and the Near Eastern Archaeologist,"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71:3, 172-174.
  • Rahmani, L. Y. 1994. A Catalogue of Jewish Ossuaries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State of Israel.  Jerusalem: Israel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星期二, 10月 25, 2011

「亞拉臘山木結構」的木樣本碳14化驗結果

有關「亞拉臘山木結構」的木樣本碳14化驗結果,已由 creation.com 的 Dr. Carl Wieland 在網頁上初步發佈出來(見英文原文)。


Wieland 的文章已在不同的中文網頁出現,本文僅簡單列出發佈的結果,讀者可作獨立判斷[1]。


從「發現的木結構」中,共有6個木樣本被取出,樣本分別由3個實驗室(A, B, C 代號)作碳14化驗:


樣本  實驗室 結果 (木樣本年份)
1 A 略低於 5,000 年
2 B 約 100 年
3 B 主後 1950 年之後
4 C 約 100 年
5 C 主後 1950 年之後
6 C 約 600 年


化驗報告的簡單評述:
1. 按 Wieland 所說,以上木樣本化驗表是由 NAMI (挪亞方舟國際事工) 預備的,同時化驗結果亦被分發給其他科學家;


2. 6 個木樣本,分別由3個實驗室化驗;


3. 樣本1是由實驗室A化驗,結果年份略低於5,000年[2];


4. 樣本1與其他樣本的化驗結果,出現至少4,000多年的差距;6 個樣本當中,只有1個樣本的結果屬於主前年份的「古木」,而這1個樣本的結果成了所有有關「發現方舟」聲稱的根據;


5. 由實驗室B和C所作的化驗,結果大體上一致,表明樣本2-5只是現代的木材,結構年份頂多只有100年;


6. 樣本6的年份較古老一點,木年份約為主後1,400年,結構年份頂多只有600多年的歷史;


發現方舟起初聲稱,99.9%肯定這是挪亞方舟。之後再度聲稱:「...木樣本經科學分析,證實有4,800年歷史...鼓勵社會各界人士一同欣賞這個重大的考古歷史發現」(見影音使團2011年7月20日新聞稿)。


從這6個樣本的結果來看,大體上這些木結構的年份只是現代的建築。到底真相是否「重大的考古歷史發現」,還是沒有根據的聲稱?讀者可作明智判斷。


筆者正在期待一份更詳細的碳14化驗的科學報告。現在,僅以《帖撒羅尼迦前書》5:21結束 :「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


備註:
[1] 雖然筆者並不擁護一些「創造論者」(creationist)對創世記的解釋或科學護教方法,但是碳14化驗的結果是不容置疑的。


[2] 讀者要留意,這些碳14年份是「未校準的碳14年份」(uncalibrated radiocarbon date),並不是「歷史年份」(calendar date);要計算出後者,就必要作校準(calibration)。如果按「創造論者」的「年輕地球論」的時間表,樣本1的「歷史年份」將會被校準到約主後1000年左右,頂多是主前後一世紀左右,發表的人士明顯有心隱瞞這個校準的需要。


即使將碳14年份當作是歷史年份,就將樣本1的結構年份當成主前2,800年,也是行不通的。在前文筆者已指出,木樣本的年份與木結構的年份之間沒有必然關係,因為許多古代木結構都會使用更古老的木材來建造,所以,木樣本年份比木結構年份更遠古的情況,時常會出現,這現象稱之為「古木效果」(old wood effect)。參考此短文的討論:Singer-Avitz, Lily. “Archaeological Views: Carbon 14—The Solution to Dating David and Solomon?”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May/Jun 2009。

星期四, 10月 13, 2011

發現方舟的宣稱,聖經考古的回應

可能因著影音使團最近推出新的「紀錄片」-挪亞方舟驚世啟示2,進一步聲稱發現挪亞方舟,筆者去年「發現挪亞方舟?」一文的瀏覽次數,在過去幾天特別增多。


早在2010年9月14日,柏祺大學研究院(香港)陸輝院長,已發表聲明,釐清研究院之立場。陸輝院長的聲明指出,影音「發現方舟」的宣稱「到目前止,仍是一個缺乏必須及足夠考古學及科學驗證的宣稱」。


筆者去年在「發現挪亞方舟?」一文中,已提出質疑。直到現在,也沒有什麼新和突破性發現,本來感到無須作進一步的批判。讀過一些回應影音的文章,發現回應大概可分為幾類,在這文章,我想作點回應。


1. 全盤接納
當然有些信徒,甚至教牧支持和接納發現方舟的聲稱。接納的原因是基於影音所提供的資料和論據,認為影音提出的「證據」,足已顯示探險隊已找到聖經中的挪亞方舟遺骸。簡單來說,論據如下:
  1. 木樣本的碳14化驗結果是公元前2800年,時間上與挪亞和洪水吻合;
  2. 在4000多米的山上發現七個古木結構;方舟是最合理的解釋;

2. 多此一舉
第二種的回應認為尋找方舟是多此一舉,因為就算真的找到方舟,也不會為信仰增加什麼好處,反正因信稱義不會因為找不找到方舟蒙受影響。這方面的回應,可見於網上廣傳的 I Ark You 一曲。


在某程度上,我亦同意這種回應,考古發掘的工作在中東和世界各地甚多,但是考古工作常因財務缺乏而被迫停工,我認為應該為這些有意義的考古工作籌款,好過為探索方舟浪費人力物力。


但對於這種回應,我想作點補充,嚴格來說,我並不反對藉著考古發掘或探索,來證實聖經某方面的史實。過來不少考古發現,都已直接或間接證明了某些聖經史實,例如:
  • 但城石碑Tel Dan's Stele;
  • 以色列石碑Israel's Stele [1];
  • 死海古卷的抄本;
  • 現於美國三一神學院的古埃及學者James Hoffmeier在Tell el-Borg的考古工作推斷出埃及的路線,和紅海的位置;
  • 拉吉Lachish考古證明主前701年西拿基立攻打猶大國。


誠然,這些進一步的考古發現並不影響一個人因信稱義。但是問題最終不是找不找到證據,而是在於什麼才可算為證據。到底發現方舟的聲稱,在證據上有何問題?這才是要解答的課題。


另一方面,「尋找方舟」是一種「先入為主」議程,因為這種做法將考古當作Indiana Jones奪寶奇兵式的尋寶探險。平信徒可會知,一直以來,從來未聞受過正式訓練的專業考古學者會去找方舟。這件事實已表明「找方舟」在目標本身、方法論methodology、研究議程/方向research agenda、甚至經文的詮釋上,在未上山之前已經是大錯特錯。


3. 保留態度
這種回應認為,今天的結論只是暫時性,考古發現永遠不會絕對性,總有被質疑的空間。這有一點道理,特別是考古學上常常有新的發現。但是,這現象不單存在考古學上,也在不同的研究科目上出現,包括聖經研究。當然,許多聖經研究的結論,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世界上總有一些無理的學者,對既定的結論,提出多方的質疑[*]。


例如,一些新派後現代的歷史家辯說:
  • 納稅德國向猶太人作出的大屠殺是虛構之事;
  • 有些新進學者,辯說以色列石碑Israel's Stele中的「以色列」不是舊約聖經的以色列民[1];
  • 後現代學者,辯稱但城石碑沒有提到「大衛之家」(見筆者前文但城石碑的討論);
  • 有學者甚至認為西羅亞碑文不是出自希西家時期,而是馬加比時期 (見西羅亞碑文一文);


這些當然是胡說八道,以上列舉的考古發現,都經過審慎和考核過程,所以,我不會猶疑地使用它們作講道、教導和佈道的工具。考古學作為一門專門的科目,自有它的方法論和知識論,我們無需永遠抱著「不可知論」的態度。故此,就發現方舟來說,我認為單以保留態度是不足的回應。


4. 質疑或反對
我要首先聲明,我是站在反對的一方,我要為反對的一方說話。我不會在此討論影音的佈道手法,這種反對聲音已經不少了(參關浩然我發起了「關注方舟驚世電影佈道者操守」的群組)。


但是至今,我暫時仍未讀到一個從考古學角度批判這事的回應。所以想藉著本文,從聖經考古學角度入手,討論一下到底在發現方舟上,怎樣才算有「足夠考古學及科學驗證」,以致可負責任地用以傳播福音?換言之,怎樣才算為考古證據?考古證據有什麼準則?是不是在高山上找到木頭,或木結構,就可以推斷出這是挪亞方舟?方舟的考古證據,必須符合那些條件?


從聖經考古來說,要負責任地宣稱這是方舟,或最有可能是方舟,起碼要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1. 同輩評審:
一切考古發現,需要經過同輩評審(peer review)的步驟,這是眾所周知的。一切發現,包括地點、碳14化驗結果、圖像等,需要先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和出版,讓其他專業學者評估,方能作進一步立論。其實考古學術期刊許多,例如:Bulletin of American Oriental Research、Near East Archaeological Society Bulletin,較大眾化的雜誌是Biblical Archaeological Society等等。


若跳過這第一步,發現者只是自說自話,只叫幾位科學家或考古學家發表一些支持言論,實是誤導廣大觀眾,讓平民百姓以為這個發現已經得到世界專家的共識。其實,大部份的學者都對這個發現都提出質疑,甚至置之一笑。


這種極度選擇性的宣傳手法,在大眾傳媒報導考古新聞之上出現特別多。幾年前有考古學家聲稱在耶路撒冷的Talpiyot 找到耶穌之墓,或幾個月前掛名考古學家 Simcha Jacobovici 又聲稱找到釘耶穌十字架的鐵釘。聲稱找到方舟的做法,再加上幾個藝人歌星上場,基本上與這些旁門左道沒有分別。這種手法只玩弄possibility,而全不考慮probability或plausibility。


2. 多次化驗結果要一致:
一個古木樣本,需要作多過一次的碳14化驗,並在不同的獨立實驗室作化驗,化驗結果要一致,才能進一步推斷[2]。


3. 要多個木樣本的碳14化驗結果一致:
要從發現的七個木結構中,各取出木樣本作獨立的碳14化驗,視乎七個木樣本的碳14化驗結果,是否屬於同一個時期,方能進一步推斷這些不同的木結構出自同一個時期。這並不代表,這些古木結構出自同一個原結構。


4. 証明多個木結構是來自原本的一個木結構:
要進一步立論,說這些木結構同出於一個原結構的部份,難度更大。這一方面,可能要靠木樣本的木質,木結構做法和設計各方面來衡量。


5. 木質化驗:
古木樣本必要先作木質化驗,看是否「歌斐木」 。事實上,什麼是「歌斐木」,連聖經學者也未能斷定,中文音譯「歌斐」(gopher),英文常作cypress (柏樹)。因為希伯來文「歌斐」一詞,在聖經只出現過一次(創世記6:14),所以很難肯定原文之意,這樣,木質化驗的結果便是無稜兩可,這一點足以質疑所有發現方舟的聲稱。


6. 古瀝青化驗:
所有古木結構的內外,都要含有古瀝青,因為創世記6:14 記述:「你要用歌斐木做一艘方舟。方舟裡面要做一些艙房;方舟的內外都要塗上瀝青。」古瀝青亦需要作年代化驗,而年代化驗結果,要與所有古木樣本的結果吻合,即主前2800年。


7. 其他樣本化驗:
除了古木樣本化驗之外,必須化驗其他類型的樣本。過去,學者以為只需要取些木炭或梁木樣本作化驗,就可定準年代。但是,樹木的壽命很長,在一個考古層取出的古木樣本,很可能得出一個比考古層本身更遠古的結果。為什麼?


舉一簡單例子,在2011年,有人用一些千年古木,建造一所新房屋,經過千年之後,後人發掘這房屋時,用房屋的木樣本作碳14化驗,可以結論出房屋的年日是1011年的古木結構!


所以,說古木結構的木樣本屬於主前2800年,不代表這木結構就是建於同一時期;可能是出於後期(如主前100年,或主後1000年),古木的年代與古木結構建築的年代之間,並無直接關係。


故此,現今的學者明白,碳14化驗關鍵不在於化驗的結果,而是在於樣本的本質和出處context。今天的考古學家,大都不會使用長壽命樣本(如古木),只會採用更可靠的短壽命樣本(如橄欖核或種子),如果在這些古木結構中找到一些封密在瓦器中的種子,應按這些短壽命樣本的化驗作準[3]。


8. 陶瓷年鑑:
所有考古學家都認同,在考古年代鑑定上,不可單靠一個或七個碳14化驗作準。更可靠的年代鑑定是陶瓷,在古木結構內發現的陶瓷,要先被陶瓷學家作進一步化驗,定出陶瓷的年代,並且要與木樣本的碳14化驗一致(主前2800年)。就是說,陶瓷時期要屬於主前3500-2300的「前青銅器時代」(Early Bronze Age),才能進一步推斷陶瓷與木結構之間的考古關係[4]。


9. 吻合近東歷史:
目前影音得到的木樣本碳14化驗,表示古木結構屬於公元前2800年。考古或歷史學家均指出,公元前2800年是人所共知的「前青銅時期」Early Bronze Age (約主前3500-2300年間),這也是近東進入城鎮化發展的階段(urbanization) (參 Mazar 1992: chapter 4;特別是Cevik 2007: 132-133)。


從近東歷史來看,全球大洪水滅世在這個時期發生,簡直是天方夜譚。普通的信眾(包括所有為影音辯護的專家和教牧)普遍缺乏近東歷史的知識,所以根本未有考慮吻合歷史的問題。影音的宣稱直接抵觸了歷史和考古的發現,請問怎樣解釋?


10. 滅世洪水證據:
木樣本的碳14化驗結果既是公元前2800年,那麼,洪水滅世的年代亦是主前2800年。大洪水必然帶來大量的洪水沉積土層,而這沉積土層會在同時期各遺址的層面中出現。


要証明歷史上真的發生了洪水滅世這事,不是在山上找到什麼木類結構,而是在山下找到普世洪水破壞的跡象。但是,所有近東考古學家都指出,這樣的現象根本沒有在任何近東的考古遺址出現過。


11. 普世文化斷層:
既然假設滅世大洪水發生於主前2800年,那麼在這個時期的各遺址,都會因大洪水造成文化斷層。換言之,各遺址的土丘紀錄中,會出現洪水破壞前的文化遺跡,之後會出現洪水沉積土層,之後又出現另一個新文化。


可惜,這樣的考古證據沒有出現過。我們不能不贊成土耳其考古專家Paul Zimansky的結論,他說:在這個時期的土耳其,並沒有出現任何考古文化的斷層。不但沒有出現文化斷層,單在土耳其,在這個時期的遺址,更有發展的證據,甚至城鎮與城鎮之間發展商貿關係(見Matey 2002: 19-34; Sagona and Zimansky 2009: 144-224)。


試問,如果洪水的故事真的發生主前2,800年的時間,這個大洪水一定毀滅了當時的考古遺址,當時的人類被滅,附近各個遺址亦同時被洪水破壞,在這個時期必定出現清楚的破壞層。但是,在這個時期的土耳其一帶的遺址,沒有發現任何文化的斷層。


12. 考慮其他解釋:
影音的推論方法,就是高山上有木頭,山上有木結構,而這是在永久雪線上發現的,所以「最合理」的推斷這是挪亞方舟的遺骸。


有人指出山上的結構是近期本地人的所作所為,影音極力的反駁。大眾平民當然無言以對,因為他們沒有歷史背景。但是,「高山上有木和木結構」的現象,有沒有其他「同樣合理」或「更合理」或「最合理」的解釋?


早在1977年,Bailey已在學術期刊《聖經考古學家》Biblical Archaeologist 指出,在過往的歷史當中,不同的探險家,不但從山上取下木塊,也有人將木材運上亞拉臘山上或亞拉臘一帶的其他山峰上(Bailey 1977: 138):
  • 於1829年,當時是University of Dorpet的科學家Friedrich Parrot在近山峰之處,樹立了兩個大形木十字架(Parrot 1855: 167-95). ;較大的十字架,樹立在16,000尺高的山上,較小的立在山頂(Bailey 1989: 105);Parrot 甚至記述,他能帶著馬匹、牛,背著糧食和木柴上山 (Parrot 1855: 170-87; Bailey 1989: 110);
  • 在1845年,礦物專家Hermann von Abich在山坡的西面,樹立了一個高7尺的十字架(La Haye and Morris 1976: 54);
  • 在1850年,俄羅斯上校J. Khodzko帶著60個軍人的隊伍上山,在山頂樹立了一個高7尺的十字架 (La Haye and Morris 1976: 54);
  • 在1902年,一隊俄羅斯的探索隊,在Ivangouloff的帶領之下,攀到山上建築了一個「小木籠」(small wooden container) (Montgomery 1972: 214);
  • 在19世紀未,Friedrich Parrot在海拔以上6350尺的山上,發現一些大木結構,那是眾所週知的聖雅各修道院(Monastery of St. James)  (Parrot 1855: 156, 238);
  • 在1670年,荷蘭探索家Jan Struys登山時,曾經在山上不同的小棚屋(huts)住宿過(La Haye and Morris 1976: 24);
  • 早在主後14世紀,法國的多米尼加修士Jordanus曾記述過,在山上甚至有一間木屋,是為紀念挪亞而搭建的 (Montgomery 1972: 86-88);
  • 亞拉臘山已發現兩個修道院的遺跡:(1) 聖雅各修道院 Monastery of Saint James (Jacob),位於6,350尺山上;(2) Chapel of Saint Gregory,位於8,300尺的山上!兩個建築物是主後9-11世紀或之後被建築的,部份用木材搭建(Bailey 1989: 105, 112;都在1840年地震所損毀);
  • 在亞拉臘山地的Cudi Dag山峰上,景教信徒在其上建築了幾個修道院,在山峰上一間名叫「方舟寺院」(Cloister of the Ark)。後來穆斯林統治者也在這裡興建清真寺,又在山腳興建另一所清真寺,他們甚至聲稱興建用的木材是來自山上的「方舟」(Bailey 1996)。

13. 古環境研究:
在進行考古工作的同時,學者亦需要了解遺址在古時的環境,即「古環境研究」(paleoenvironmental studies),這可以除去現時和古時的氣候和環境是一樣的簡單假設,古環境研究包括地質鑽探(geological drilling),及翻查古文獻中有關當地的地理資料[6]。


現在的亞拉臘山一帶沒有太多林木,不代表在過往也是如此。森林濫伐是自古以來的環境問題,濫伐造成近東生態破壞,最早可能在新石器(Neolithic)時期便開始,一直到現在(Alexander 1996: 975),在上個世紀尤甚;現在我們看見不少中東的山崗是光禿禿的,都是因為人類長年濾月濫伐樹木所致[7]。


此外,Bailey在1989年已指出,在主後10世紀,兩位亞拉伯地理學家al-Istakhri和al-Mukaddasi,形容當時的亞拉臘山一帶是林木茂盛,al-Istakhri 提到村民砍伐山岥上的樹木作柴,al-Mukaddasi 說在山邊有多過1,000個村莊(Bailey 1989: 112)。


14. 吻合聖經資料:
影音假設挪亞時期就是碳14化驗結果的時期(主前2800年),可是,聖經沒有提供任何線索,讓我們確定挪亞是屬於那個時期,我們只知道挪亞在亞伯拉罕之前,而亞伯拉罕是大概屬於主前2000年時期。創世記10章的家譜,根本不能用來計算時間,因為家譜是選擇性,世代與世代之間常有空隙。


創世記8:4 記載:「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亞拉臘山上。」亞拉臘山的希伯來原文其實是眾數,意即「亞拉臘地的群山」(mountains of Ararat)。根據聖經,方舟不是停在一座山上,而是在亞拉臘地帶的山區,可以在山頂、山腳、半山或平地。所以,聖經從未提過一個叫「亞拉臘」的山峰,「亞拉臘山(單數)」從未在聖經中出現過[5]。


「亞拉臘」在近東的文獻當中,指一個位於小亞細亞東面的山區,整個地區的面積,估計有82,000-200,000平方英里。「亞拉臘」這地名源於亞述文Urartu (烏拉圖),首次出現於主前13世紀初的亞述王撒縵以色一世(Shalmaneser I)之戰史。主前9-6世紀是烏拉圖王國最興盛時期,在這一帶大興土木,甚至可以威脅正在擴張的亞述帝國(Bailey 1996;烏拉圖王國的歷史,參Zimansky 1985,第四章;或Zimansky 2000)。

今天影音所說的亞拉臘山,在亞美尼文獻中,到了主後11-12世紀,才有傳說這是方舟停泊處,所以屬十分後期的說法,缺乏歷史根據(Bailey 1977: 138;Lewis 1996: 798)。在歷史當中,到底那個山才是方舟停泊的山?至今只少有6個不同講法(Bailey 1996:1131):
  1. Jabal Judi in the ˒Aja˒ Range; 
  2. Cudi Daǧ (Jabal Judi in the Gordian Mountains); 
  3. Mount Baris; 
  4. near Apamea, on the Marsyas River; 
  5. in Adiabene (Pir Omar Gudrun/Pira Magrun); 這就是《吉爾伽美什史詩》(Gilgamesh Epic)中方舟停迫處「尼慕書山」(Mount Nimush)
  6. Büyük Aǧri Daǧ/Masis;這是現今所講的亞拉臘山。
六個方舟停泊位置之提議
來源:Bailey 1996:1131

15. 先澄清創世記洪水故事與其他近東洪水故事之關係
近東文獻中亦提過大洪水之事,例如:

  • 《亞他哈斯史詩》(Atrahasis Epic),主前18世紀前,屬舊巴比倫時期,當中生環英雄名 Atrahasis;
  • 《蘇美爾洪水故事》(Sumerian Flood Story),主前16世紀,又稱 Eridu Genesis,其英雄名叫Ziusudra;
  • 《蘇美爾洪水故事》(Sumerian King List),主前1800年,列出洪水前和洪水後的列王;
  • 《吉爾伽美什史詩》(Gilgamesh Epic),約主前1100年左右[8],當中洪水生環英雄名 Utnapishtim;

這些古文獻的寫作時間比舊約創世記成書時間還早。在比對研究上(comparative studies),近東洪水神話故事與聖經的記載,在某些地方相似(例如:造船、是神降洪水、放鳥視察洪水是否退去等),同時兩者亦有許多差之千里的地方(例如:神學、洪水的原因等)。


要留意的是,單憑聖經和近東文獻之間有相似之處,不能立論說聖經作者「借用」或「抄襲」他人作品,因為兩者仍存有許多的差距。最合理的看法是,古人活在同一個「認知環境」(cognitive environment),或持相似的世界觀,分享相似有關遠古過去的傳統。而這些不同的文獻,代表著不同的作者對這個傳統的不同看法。就聖經寫作目的而論,聖經作者在創世記述和洪水記述上,是糾正當時神話的說法(比對研究對聖經研究的貢獻,參Walton 2006)。


此外,論到古代洪水的記載,許多人用的一個論點,就是每一個民族都有大洪水滅世之說,這是沒有根據的,就近東而言,古埃及文獻從未提過相似的故事。洪水滅世之說,可說只是米索不達米亞的獨有民間傳說[9]。


小結
單就以上15項條件,讀者可以明白,古木結構的「最合理的」解釋就是方舟的遺骸,這種推斷是完全沒有根據,完全不合理。現在所謂的理由,根本不合乎考古證據的條件,也直接抵觸聖經和近東歷史資料。現在所發現的古木和古木結構,最合理的解釋,是以往修士和探索隊等人在山上留下的遺跡(留意以上第12條件)。


由於篇幅所限,不想令文章過長,現在要為以上內容作一小結。影音宣稱所發現的木結構,最合理的解釋是方舟,這是完全沒有根據,這一類的推斷方法,過份簡單和幼稚,並抹殺一切歷史和考古的知識。


極力擁護找到方舟的人,有時說,你們不信這是方舟,是因為你們不肯相信,不肯面對事實。我認為,這句話要倒過來說,他們信這是方舟,是因為他們不肯面對事實。擁護者有時會說,你們沒有上過山,沒有冒過險,只坐著舒適地質疑我們努力得到的發現,這是沒有guts (膽色)。我說,他們沒有做齊功課便輕言,才是沒有guts面對事實和真理。


我無意強人所難,但是作為考古學的研究者,我盼望教會的弟兄姊妹,特別是教牧,在這後現代的世代中,要慎思分析。同時,作為一個主內小僕,盼望華人牧者要在我們的教導上成為群羊的榜樣,治學態度更嚴謹,引導小羊分析是非。


備註:
[*] 近東考古專家Paul Zimansky在2010年的National Geographic訪問時說得對:「我曾未聽過有任何尋找方舟的探索隊會找不到方舟的」(Than 2010)。Zimansky的專長是土耳其。
[1] 以色列石碑,又稱美崙帕石碑Merenptah's Stele,法老美崙帕於主前1213-1203年間統治埃及,並征伐迦南地,這石碑是屬於主前1210年的。這石碑紀念埃及征伐成功,戰碑的其中一句說:「以色列已變為荒涼,他的後裔不再」("Israel is laid waste, his seed is not"),法老美崙帕宣稱他已經殲滅了以色列。美崙帕石碑,是聖經以外最早提及「以色列民」存在的文件,所以,舊約的以色列歷史(記錄於士師記和撒母耳記等)是確實的。


就質疑空間來說,現在仍有新進學者辯稱,戰碑中的「以色列」應譯作「耶斯列」(Jezreel),而不是「以色列」。這些都是質疑的空間,不是出於嚴謹的研究,而是出於後現代的大前提:反體制(anti-establishment,致力推翻所有既定結論)、解構主義(文本可有任何意義,偏愛一些新穎的解讀)、政治解讀(所有的解讀都是政治性political,所有解釋都與權力、種族、階級、性別和政治有關,與真理無關,因為真理根本不存在)、知識只是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正如後現代哲學家Foucault所說:「所有歷史都是虛構」)。就後現代學者對美崙帕石碑作出無稽的解構,見William Dever一針見血的批判:William G. Dever. 2009. Merenptha's "Israel," the Bible's, and Ours. In: Exploring the Longue Duree: Essays in Honor of Lawrence E. Stager.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pp. 89-96.


[2] 筆者曾親口問袁民輝,碳14化驗是在那裡或那一間實驗室做的,他說,是在伊朗化驗的。什麼?在伊朗化驗?是可靠的實驗室嗎?世界上有不少做碳14化驗的實驗室,筆者無意看不起伊朗的技術,但是為什麼會在伊朗化驗?這並非筆者的個人意見而已,荷蘭聖經學者M. J. Paul也發出同一疑問,參對發現方舟聲稱提出十大問題(問題5)。多次獨立的化驗是必須的科研步驟,尤其在碳14化驗上。舉一個明顯的實例,1955年,一個攀山的尋方舟者Fernand Navarra,從山上帶下一大條古木,古木是經人手加工的。經過一所西班牙實驗室化驗得出的結果,是主前3000年,但是之後由英國和美國的實驗室作進一步化驗,得出年份是主後450-750年(Navarra 1974: x-xi)。


[3] 聖經歷史與碳14的關係,最詳盡的學術討論,見Higham, Tom and Thomas Evan Levy, eds. 2005. The Bible and Radiocarbon Dating: Archaeology, Text and Science. Equinox Publishing. 較精簡的討論,見Singer-Avitz 2009,雖然Singer-Avitz的重點集中在近年來聖經考古學上最激烈的話題-鐵器時代I-IIA的過度,也就是主前10世紀國家掘起的話題;可是,她指出碳14在考古學上應用的一些原則,很值得參考。例如:為什麼考古學家採用短壽命樣本,不用長壽命樣本?樣本在考古層的出處context;碳14年份(radiocarbon year)與歷史年份(calendar year)的不同;因大氣中的碳14含量並非絕對,在不同時期會有所變化。故碳14年份必須經過樹齡學/年輪學(dendrochrology; tree-ring)等方法的校準(calibration)之後,才可推算出歷史年份。


[4] 考古學家對「前青銅器」陶瓷的認識已經相當充足,其中眾所周知的就是 Khirbet Kerak* Ware 陶瓷,音「迦拉」,迦拉陶瓷又名Beth Yerah Ware,「紅黑磨光陶瓷」Red-Black Burnished Ware,是前青銅器時期的「偵測陶瓷」Diagnostic ware,特別用來作「前青銅」年代標記,先在以色列位於迦利利海西南岸的Khirbet Kerak遺址發現,推測是源自東土耳其的安納托利亞高原(Anatolian Plateau),在前青銅器時期,隨著陶匠的遷移,這種陶瓷風格擴散至敘利亞和以色列(Ben-Tor 1994: 111)。袁文輝曾對筆者說,在木結構之內有許多陶瓷,我追問他,這些陶瓷屬那一個時期,有沒有請教陶瓷專家核對?當然沒有吧!
*亞拉伯文Khirbet,意思是遺址、遺跡、廢墟


「迦拉」陶瓷
來源:Mark Chan
Chicago Oriental Museum 2011



Cevik (2007: 132-133)在研究前青銅時期的安納托利亞(Anatolia)的一文指出,在前青銅時期,初期城鎮是在東南安納托利亞首先掘起,地面勘察和考古發掘均顯示出,自給自足的小村落演變成城鎮凝聚,Kazane Hoyuk 是東南面最大的城鎮遺址(10 公頃 hectare或24.7 英畝 acre),另外,在大約主前3,000-2,500年之間,最大的城鎮就是Karababa盆地的Samsat(面積約10 公頃)。到了主前2,500-2,000年之間,發掘的資料更見證著「多層的居處系統」(multi-tiered settlement system)。




[5]「亞拉臘」亦在其他舊約經文出現過,全部都是一個地方名稱-「亞拉臘地」,不是一座高山的名稱,見列王紀下19:37;以賽亞書37:38;耶利米書51:27。



[6] 無疑,攀登險峻而高崇的亞拉臘山,是異常危險之舉,高山上缺氧,缺水,溫度可降至零下40度,風速可達每小時150里,加上高山掉下大石等。因為氣候異常惡劣,自古以來就有不可能攀到山頂的傳說,Bryce 提到一個古波斯王的故事,他挑戰有誰膽敢攀登山頂,必有重賞,結果沒有勇夫(Bryce 1970: 250)。然而,亞拉臘山惡劣的氣候,有時亦會急變。每年有一段短的季節,暖風吹至山地,為山腳至山上永久雪線(約13,500-14,000尺)一帶,帶來溫和的天氣。於1970年代,Bryce 曾攀到山上12,000尺之高,他記述當時山上夜間氣溫不低於華氏40度(攝氏4-5度),他只穿著一件薄外套(Bryce 1970: 293, 305)。另一位 Lynch亦曾登山,他說當時氣溫約華氏20度(攝氏零下6-7度),而同行的庫爾德搬運工人在山上12,000尺的高地露天睡過夜(Lynch 1923: 169, 177)。正因如此,不少有決心人士仍能挑戰這高山,例如:1955年,Navarra帶著他的11歲兒子攀至雪線(Navarra 1974: 40-69);Montgomery帶著11歲的兒子登上山頂(Montgomery 1972: 276, 192f.);亞美尼亞探索者George Hagopian記述,曾在10歲時與他叔叔帶著物資攀到「山上最險峻的部份」(La Haye and Morris 1976: 70) (Bailey 1989: 110)。

[7] 例如,耶利哥的發掘顯出,在前青銅時期(主前2600-2300年間),泥土侵蝕尤其嚴重,是林木濫伐所導致(Baly 1974: 116)。古人對林木的濫用,亦可見於列王紀上3:25,這裡記述,當以色列國和猶大國聯軍攻打摩押時,他們「拆毀摩押的城邑.各人拋石填滿一切美田,塞住一切水泉,砍伐各種佳樹,只剩下吉珥哈列設的石牆.甩石的兵在四圍攻打那城。」


[8] 《吉爾伽美什史詩》約在主前1800年左右便存在,那時是舊巴比倫時期(Old Babylonian Period),但是這史詩的文學演變歷史很長,由主前2000年到大約主前1000年左右,出現了不同的版本,早期的《舊巴比倫版本》沒有洪水的故事,到了後來約主前1000年,一位巴比倫文士Sin-liqe-unninni,將《亞他哈斯史詩》中的洪水故事部份加進史詩之內,把洪水得救的英雄名字改名,又把其他細節改了,成為了史詩的第11泥版(Tablet XI),編成一個完整的故事(參Kitchen 423-424;Tigay 2002)。學者有時稱包含了洪水故事的版本為《標準巴比倫版本》(Standard Babylonian Verson),成書時間約主前1,100年。


[9] 這不足為怪,因為「米索不達米亞」的意思,就是「兩河流域」,兩大河流分別是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發拉底河(Euphrates),每逢春天至初夏間,西北面的山脈溶雪,使兩河氾濫成災,破壞農作物和村莊。詳見新月沃土一文。埃及文獻沒有洪水滅世之說,卻有人類反叛神明太陽神Re的文學傳統,這文獻稱為《人類的毀滅》(Destruction of Mankind),大意是太陽神發怒,放出女獅神(lion-goddess)Sakhmet去毀滅人類,之後他卻轉意不想除滅人類,施詭計用紅啤酒將Sakhmet灌醉沉睡,Sakhmet甦醒過來,怒氣已被馴服,世人得以逃過大難(Hoffmeier 2008: 38;《人類的毀滅》英文翻譯,見COS 1.24,ANET 10-11;Lichtheim 2:197-199)。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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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NET. Pritchard, James Bennett. 1955.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2d , corr. and enl 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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