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拉多戒指 Pilate Ring

2018年11月29日，耶路撒冷有一消息，在距離伯利恆東南3英里的希律堡(Herodium/Herodion)發現了一枚戒指。戒指出土的地點，是希律堡東戍樓南面一所房間的土堆之中，此房間是建於大希律之後，靠近柱廊庭院(peristyle courtyard)[1]。

希律堡(Herodium)

希律堡東戍樓

東戍樓以南房間

戒指出土位置

為什麼這枚銅合金戒指成為全球頭條新聞? 因為這枚戒指本在1969年已被發現。1968-1969 年期間，希伯來大學教授 Gideon Foerster 在希律堡挖掘時，出土了這枚戒指 [2]。只是直到最近才有學者進行清洗，加上近代攝影技術進步，顯示出這戒指的重要性。戒指上有希臘銘文 ΠΙΛΑΤΟ (PILATO)，彼拉多的名字 [3]。

希律堡發現的戒指，正面和橫切面

繪圖：J. Rodman

相片：C. Amit, IAA Photographic Department

以下是這枚戒指的資料[3]：
戒指是圈狀，戒指表圈無損，下半部已殘缺不存。
外徑：17mm
內徑：15mm
寬度：1.5-4mm
厚度：1mm
戒指表圈：13mm 長 × 9mm 寬 × 2mm 厚
內表圈：8 × 9mm 

戒指正面，放大重繪圖

繪自：J. Rodman

戒指的中間刻有一大花萼(calyx krater)。
戒指的右方，由上到下，雕刻了兩個希臘字母 P, I
戒指的左方，由下到上，雕刻了四個希臘字母 L, A, T, O
所以，右方的字母是直寫，左方是橫寫；由 P 開始，要順時針方向閱讀。整體上，戒指雕刻手工粗糙。

順時針讀戒指上的六個字母 PILATO

花萼是第二聖殿時期猶太藝術中相當普遍的器具，出現於硬幣、石骨盒、馬賽克、家具和油燈上。這些花萼在形狀和裝飾上略有不同 [4]。因此，發掘者認為這戒指是耶路撒冷本地的產品。

聖經中的本丟彼拉多
本丟彼拉多於公元後 26-36 年作羅馬帝國猶太省總督。路加福音 3:1-3 記：「1 凱撒提庇留執政第十五年，本丟．彼拉多作猶太總督，希律作加利利的分封王，他兄弟腓力作以土利亞和特拉可尼地區的分封王，呂撒尼亞作亞比利尼的分封王， 2 亞那和該亞法作大祭司的時候， 神的話臨到撒迦利亞的兒子，在曠野的約翰。3 他就來到約旦河一帶地方，宣講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

根據新約聖經，彼拉多曾幾次審問耶穌，原本不認為耶穌犯了什麼當死的罪，但是因著猶太宗教領袖施壓，最終埋沒公義，判處耶穌釘十字架。

馬太福音 27:23-26 記述：「23 彼拉多說：“為甚麼呢？他作了甚麼惡事呢？”眾人更加大聲喊叫：“把他釘十字架！” 24 彼拉多見無濟於事，反會引起騷動，就拿水在群眾面前洗手，說：“流這人的血，與我無關，你們自己負責吧。” 25 群眾回答：“流他的血的責任，歸在我們和我們子孫的身上吧。” 26 於是彼拉多給他們釋放了巴拉巴；他把耶穌鞭打了，就交給他們釘十字架。」

「彼拉多石」(Pilate Stone)
提到關於彼拉多的考古發現，考古學家在 1969 年於凱撒利亞海港發現一塊大石，石上刻了本丟彼拉多(PONTIUS PILATUS)拉丁名字，故這石又稱「彼拉多石」(Pilate Stone)或「彼拉多銘文」(Pilate Inscription)。石上，彼拉多自稱「猶太總督」[PRAEF] ECTUS IUDA [EA] E。石碑本屬於彼拉多在凱撒利亞興建的一座公共建築(寺廟?)，為尊崇他的施惠者/恩主(Benefactor)凱撒提庇留(Tiberius)。「彼拉多石」的名字 PILATUS 是拉丁主格(nominative)，含意是他親自尊崇恩主。

凱撒利亞海港的 “彼拉多石”

另外，彼拉多鑄造的硬幣，從未將自己名字刻上，硬幣均刻上ΤΙΒΕΡΙΟΥΚΑΙΣΑΡΟΣ (Tiberiou Kaisaros; “Of Tiberius Caesar”，「屬於凱撒提庇留」)，是希臘文屬格(genitive / possessive case)，表明彼拉多對恩主提庇留敬重非常，而硬幣是在恩主提比留的政權下鑄造的。[5]

戒指銘文分析
回到這枚彼拉多戒指，銘文希臘文 ΠΙΛΑΤΟ (PILATO) 是與格語(dative) ，而不是主格(nominative)或屬格(genitive)。我們可以問：「在什麼情況下，彼拉多會在戒指上刻上與格 PILATO？有學者認為，希臘文 ΠΙΛΑΤΟ 等於拉丁文與格PILATUS。[6]

希臘文和拉丁文的與格(dative)是用作間接受詞(indirect object)。例如，表明某物件的發送對象。所以戒指上的希臘文與格語 ΠΙΛΑΤΟ (PILATO) 可以翻譯為「送交彼拉多」(To Pilate)。正如馬太福音 27:1-2 中：「1 到了早晨，眾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大家商議要治死耶穌，2 就把他捆綁，解去，交給巡撫彼拉多(希臘文與格語 Pilato)。」[7]

這樣的話，這枚廉價的銅合金戒指，可能不是由彼拉多本人穿帶的，而是由彼拉多的工人佩戴的，他可能是在希律堡收集貨物送予彼拉多的。

彼拉多作總督時，曾使用大希律的宮殿作為住所，尤其是凱撒利亞港和耶路撒冷西的皇宮。我們有理由相信，希律堡亦被用作羅馬的行政中心之一。希律堡位於猶太省的東防線，在地理上是羅馬帝國東面的軍防陣地(參拙文聖誕節故事：大希律王 vs 小孩耶穌，大希律，希律堡，馬太福音的「聖誕故事」〉)。

考古研究指出，彼拉多亦修葺了希律堡的儲水系統，在彼拉多作總督期間，希律堡繼續被使用。[8] 

這個考古發現吻合約瑟夫的記載，他說，彼拉多曾擅自提取聖殿的銀錢，用作修建耶路撒冷西皇宮的引水道。

約瑟夫記：「此後，他(彼拉多)又起風波，擅用那稱為各耳板[9]的聖錢興建引水道，從四百弗隆(即 furlong，約 1/8 英里或 220 碼)的遠處引水進來。為此，群眾憤慨不已，彼拉多來到耶路撒冷的時候，他們來到他的審判庭，喧囂一番。」(猶太戰史 II.175)

希律堡繪圖

從希律堡南面提哥亞(Tekoa)小鎮眺望希律堡

希律堡儲水庫

希律堡水利系統

結論
這枚戒指，極可能不是本丟彼拉多親自佩帶的，而是他的一位行政官員，為彼拉多政府徵稅時蓋章用的戒指。此外，這種廉價的全銅合金戒指大多屬於士兵、希律和羅馬官員、和中產各行各業人士，羅馬高官貴族的戒指均是用黃金造成的。所以，發掘者在〈以色列發掘期刊〉(Israel Exploration Journal)中結論：「因此，財雄勢大的猶太總督本丟彼拉多，不太可能佩戴一枚廉薄的全銅合金蓋印戒指。」[10]

按以上推斷，這枚戒指可以稱為「送交彼拉多」的蓋印戒指。

備註：
[1] Amorai-Stark, Shua, Malka Hershkovitz, Gideon Foerster, Yakov Kalman, Rachel Chachy, and Roi Porat, “An Inscribed Copper-Alloy Finger Ring from Herodium Depicting a Krater,” Israel Exploration Journal 68:2 (2018), p. 208-220, p. 208.

[2] Foerster, G. 1969. Herodium, Notes and News. Israel Exploration Journal 19: 123–124. Foerster 1970. Herodium, RB 77: 400–401. Foerster. 1993. Herodium, in NEAEHL 2:618–621.

[3] Amorai-Stark 2018: 211.

[4] Shua Amorai-Stark 2018: 214, 引用：Gersht, R. and Gendelman, P. 2016. The Amphora and the Krater in Ancient Jewish Art in the Land of Israel, in Killebrew, A.E. and Faßbeck, G. (eds.), Viewing Ancient Jewish Art and Archaeology. VeHinnei Rachel. Essays in Honor of Rachel Hachlili, Leiden ––Boston: 151–185

[5] Cargill, Robert. 2018. Was Pontius Pilate’s Ring Discovered at Herodium? Bible and archaeology news, Dec. 4, 2018. www.biblicalarchaeology.org/daily/biblical-artifacts/inscriptions/pontius-pilate-ring-herodium/#note01r.

[6] Cate Bonesh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Assistant Professor in Early Judaism，見Cargill (2018)。

[7] Cargill (2018) 亦指出，大希律的硬幣銘文也用屬格和主格。因此，我們預期如果這枚戒指是屬彼拉多本人的話, 銘文應以-os結尾的主格(nominative) ΠΙΛΑΤΟΣ（PILATOS），或以-ou結尾的屬格(genitive) ΠΙΛΑΤΟΥ（PILATOU）。但是，在希律堡發現的所謂戒指上，銘文是與格 (dative) ΠΙΛΑΤΟ（PILATO）。Amorai-Stark 等發掘者沒有討論語格的問題(也似乎亦未意識到銘文語格的重要性)，他們認為銘文寫讀作 "of Pilatus"，即銘文最後加上 U，PILATO(U)。

[8] Amit, D. 1994. What was the Source of Herodion's Water? Liber Annuus 44: 561-578.

[9] 各耳板，英Corban，見馬可福音 7.11-12 「11 你們倒說：『人若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作了各耳板』（各耳板就是供獻的意思），12 以後你們就不容他再奉養父母。」

[10] Shua Amorai-Stark, Malka Hershkovitz, Gideon Foerster, Yakov Kalman, Rachel Chachy, and Roi Porat, “An Inscribed Copper-Alloy Finger Ring from Herodium Depicting a Krater,” Israel Exploration Journal 68:2 (2018), p. 208-220, p. 217, 217n16.

參考資料：

• Cargill, Robert. 2018. Was Pontius Pilate’s Ring Discovered at Herodium? Bible and archaeology news, Dec. 4, 2018. www.biblicalarchaeology.org/daily/biblical-artifacts/inscriptions/pontius-pilate-ring-herodium/#note01r.
• Amorai-Stark, Shua, Malka Hershkovitz, Gideon Foerster, Yakov Kalman, Rachel Chachy, and Roi Porat, “An Inscribed Copper-Alloy Finger Ring from Herodium Depicting a Krater,” Israel Exploration Journal 68:2 (2018), p. 208-220.

迦百農－猶太人會堂

迦百農有一個古猶太人會堂遺跡，這座會堂可分為四部份：

1. 祈禱大堂(prayer hall)：20.4米長，18.65米寬(67x61尺)，長方型，東西面設有雙層石長凳，祈禱大堂的16支石柱，將大堂劃分為三個長走廊和其中的中央庭院。祈禱大堂設有三個入口，正門向著南面的耶路撒冷。
2. 東面的副堂(court)：南壁寬11.25米(37尺)，梯形，副堂南面設有兩個入口，北面另有三個入口。副堂東面的三個空隙，因比街道的水平面高兩米(6.6尺)，所以不是出入口，而是大窗口。
3. 門廊(porch)：位於正門的南面，因為會堂南邊已設有不少住宅[1]，沒有地方為正面設計一個堂皇的入口處，唯有在門口建造的一個門廊，兩面設有樓梯上落。
4. 小室(small room)：位於會堂西北角，小室有兩行樓梯，出入口與祈禱大堂相接。

迦百農會堂祈禱大堂

迦百農會堂的雙層石長凳

迦百農會堂平面圖

Loffreda 1:292

迦百農會堂南正門重構圖

Loffreda 1:292

整座會堂四面是街道，除了南面正門的門廊可作入口，會堂的東北面亦設有樓梯。會堂的模式是「殿堂式」(basilica)，內裡楣石、柱頭、簷上各處石雕的裝飾豐富，包括幾何圖案、植物(花環、葡萄、石榴、棗樹等)、動物(海馬、鷹、獅子)，七燈檯等等。會堂以來自遠地的白灰石所建成，與本地黑色的玄武岩形成鮮明的對比。

迦百農村莊入口

迦百農的考古發掘工作，主要由方濟各的學者負責。1969年之後，考古學家開始發掘會堂底層，發現的陶瓷和古錢幣(超過25,000枚[2])均屬於羅馬時代後期，所以會堂建於主後四世紀末，東面的副堂最早是主後五世紀落成。但亦有學者認為這只是會堂最後落成日期，會堂早於主後三世紀已開始興建。不論怎樣，這座會堂不可能是第一世紀耶穌的時期。

會堂南端的住屋群(Insula)

猶太會堂的石雕

第一世紀會堂

不過，考古上有其他的線索，指出會堂座立在更早期第一世紀的會堂遺址之上。

第一，祈禱大堂的中央庭院底下，考古學者卻發現一屬於主後一世紀的地層(floor)，而地面的面積大，不應屬於古時家庭住宅的地面，說不定是屬於一個公共建築物，例如會堂。

第二，近東的建築上有所謂的「聖所連續性」(continuity of sacred space)，就是說，後期的聖所會建立在之前的聖所遺址之上，故此，雖然白色的會堂屬於四世紀，會堂其實座立在主後一世紀的玄武岩(Basalt)地基之上，這地基本身是一座第一世紀會堂的可能性甚大。

第三，第一世紀的玄武岩地基的建設比較差勁，黑色的石基明顯向南面門口傾斜。到了第四世紀時，工人在上建造白色會堂時，不但沒有將之前的石基拆掉重新奠基，居然不厭其煩地，按著已傾斜的石基，建設新的會堂，明顯表示後期的工人建築會堂時，相當尊重早期的基石，進一步說明這裡是第一世紀會堂的原址[3]。

迦百農會堂北面地基

後期白灰石地基明顯遷就底下黑石基

根據以上考古推論，這裡便甚可能是第一世紀迦百農的猶太人會堂。如果接受路加福音歷史性的話，原本的會堂是由一位羅馬百夫長為迦百農的猶太人建造(路加福音7:5)。雖然第一世紀的會堂，比不上後來第四世紀會堂那樣堂皇，但是一位外邦人肯出錢為猶太人興建會堂，必然是一大善舉。

經文的背景反映當時羅馬時代「主保人－被保護人」(patron-client)的社會制度，指一位有財有勢的人，使用其財富或權力去保護或幫助無權的人民，被保護的人受益，便以忠誠、服務、感謝和尊榮回報主保人(有如中國人的「比面」)，成為他的附眾[4]。

照經文所說，這位百夫長有一位重用的僕人快要病死，他聽聞耶穌的能力，託猶太人幾個長老求耶穌救他的僕人。這位百夫長在猶太人心目中是一位受尊敬的羅馬人，連猶太人長老也說「他愛我們的百姓，給我們建造會堂」。但是，百夫長不但愛護猶太人，也似乎認識猶太人律例，明白一個猶太人進入外邦人家中會使他不潔淨。米書拿 Mishnah ’Ohal. 18:7記：「外邦人舍下是不潔淨的」(使徒行傳10:28; 11:12)。

所以當耶穌離他家不遠，百夫長連忙派人叫耶穌不用來到舍下，只要耶穌說一聲，僕人便痊癒。不過，經文還有更深一層意思，百夫長不只是因為猶太人律例而不想耶穌到他舍下，而是他相信耶穌的權能和地位高超，耶穌的話是帶有權威，說有就有。

耶穌聽見百夫長的信心，便稱讚：「我告訴你們，這麼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沒有遇見過」(路加福音7:10)。這位百夫長在猶太人當中，地位超人，因為他曾為猶太人建會堂，作為一位外邦人，此善舉受盡猶太民眾和長老所歡迎，猶太人作他下屬，任勞任怨，是理所當然。

不要忘記，迦百農不但是耶穌傳道的基地，其實是他的「家」，馬可福音2:1說：「過了些日子，耶穌又進了迦百農，人聽見他在房子裡」。「房子」可作「家」(home; ESV, NIV)。馬太福音9:1甚至說，迦百農是耶穌「自己的城」(his own town)。

迦百農會堂重構圖

Meyers 1988: 77

這位主保人百夫長善舉，耶穌必定一清二楚。普通一位拉比，就算不看百夫長的面色，也應忌他三分。但是，這位眾人景仰的百夫長，卻肯在耶穌面前謙卑信服，這等信心何奇罕見。

備註：

[1] 考古學者稱之為 Insula no. 2。Insula (單數；眾數insulae)在拉丁文的意思是「島嶼」(island)，指羅馬城市中草根或中等階層的住所，建築比較簡陋稠密，屋與屋之間緊接，形成組群。
[2] 在猶太人會堂找到這些寶藏，不足為奇，羅馬和拜占庭時代的會堂，不少都已出土了錢幣的寶藏，會堂是希臘時期散居的猶太人開始建立的社會體制，會堂其一重要功用就是救濟窮民，還有在猶太人的慈惠事務上，奉獻者的名字保密，以致保障受惠者的尊嚴(Hamel 2010: 320-321)。Levine甚至說，後期的會堂其實是猶太人集體的「社會福利系統」(Levine 2000: 372-3)。猶太人會堂的慈惠制度，成了初期教會的慈惠制度的基礎(Brown 2002: 56)。保羅在眾教會籌募奉獻金的行動，也是同出一源(見哥林多後書8:18-24)。

[3] 這觀察出自新約學者Craig Evans，見筆者書評。

[4] 參路加福音22:25：「耶穌說：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那掌權管他們的稱為恩主，但你們不可這樣，你們裡頭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為首領的，倒要像服事人的。」經文中，「恩主」(benefactor)便是希羅社會中的「主保人」(patron)。

參考資料：

• Brown, Peter. 2002. Poverty and Leadership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 Craig A. Evans. 2012. Jesus and His World: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 Hamel, Gildas. 2010. “Poverty and Charit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Jewish Daily Life in Roman Palestine. Edited by Catherine Hezs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308-324.
• Levine, Lee. 2000. The Ancient Synagogue: The First Thousand Yea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eyers, Eric M. 1988. Early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Light of Archaeology.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 51, No. 2 (Jun.), pp. 69-79, p. 77.
• Stanislao, Loffreda. 1993, 2008. Capernaum. In: New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Holy Land. Five Volume Set. Edited by E. Stern. Jerusalem, Israel: Israel and Exploration Society; Carta, 1: 291-95.

錫安山，大衛之墓，上樓房

看看耶路撒冷的地圖，今日的錫安山(Mount Zion/Sion)位於舊城城牆以外，較高較闊的西山之上，這裡也是現在耶路撒冷大學學院所在之處。

西山上的一所建築物之中，同是上樓房(Upper Room)和大衛之墓(David's Tomb, Cenacle)的所在地。上樓房是紀念耶穌吃最後晚餐的「大房間」，馬可福音14:15 記著耶穌對門徒說：「他必指給你們樓上一間布置整齊，預備妥當的大房間，你們就在那裡為我們預備。」大衛之墓是紀念安葬於錫安山，列王紀上2:10說：「大衛與他列祖同睡，葬在大衛城。」

為何錫安、大衛之墓和上樓房三者會有如此密切關係？

錫安山
所有學者認同，聖經中的「錫安」或「錫安山」原本是在耶路撒冷窄長的東山。約在主前十世紀，大衛攻佔耶布斯人之城「錫安」，將之改名為「大衛之城」。撒母耳記下5:7說：「 然而大衛攻取錫安的保障，就是大衛的城。」所以起初：

錫安(I) ＝大衛城＝耶路撒冷東山。以下相片以第一世紀耶路撒冷模型為背景，可作一點解釋：

到了所羅門執政，他在大衛城以北，即東山最高之處，興建第一聖殿和宮殿，現在這裡是磐石清真寺所在之處，在大衛時期是耶布斯人亞勞拿的禾場(撒母耳記下24:18-25)，聖殿被建後，錫安的意義便由大衛城延伸至北面的聖殿山。所以：

錫安(II)＝大衛城＋聖殿山

主後70年，羅馬軍拆毀耶路撒冷和聖殿，趕殺猶太人，錫安的位置便開始含糊，第一世紀耶路撒冷的居民，不能想像大衛所佔領的錫安是較低的東山，必然是耶路撒冷最高的西山。故此錫安的位置便轉移到西山。提到西山是錫安的文獻，最早追溯到主後一世紀末，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在《猶太戰爭》5.4.1 (136)寫著：「這上城，比東山更高，稱為大衛王的『堡壘』(Citadel)」。 上城指西山，所以，到了第一世紀末之後：

錫安(III)＝西山，這個說法一直保留至今。

大衛之墓
為什麼大衛之墓會位於西山？大衛之墓的位置，命運與錫安相似，在歷史之中被後人混淆，轉移位置。舊約聖經清楚說明，大衛之墓位於錫安山或大衛城的(列王紀上2:10)，不過在歷史之中亦曾有一段小插曲，在主後第二世紀，羅馬王哈德良(Hadrian)鎮壓了第二次猶太人革命之後，將耶路撒冷改建為羅馬殖民城，將之改名為Aelia Capitolina。因重建需要大量石頭，東山南部大衛王朝皇陵驟成採石場。大衛王陵被破壞，猶太人被放逐，漸漸猶太人將大衛之墓的位置由耶路撒冷搬到伯利恆，反正伯利恆正是大衛的故鄉(撒母耳記上17:12)。因路加福音說伯利恆是大衛城(2:4, 11)，這一說也被當時的基督徒認同所認同。

到了主後十世紀，基督徒興起新的說法，將大衛之墓放回耶路撒冷的西山(錫安III)之上。 在主後1099年，十字軍來到耶路撒冷，在西山上發現已被破壞的拜占庭時期的聖錫安教堂(Hagia Sion)，在教堂南翼，不但發現前人紀念大衛之墓的遺跡，更發現所羅門和聖司提反之墓。十字軍著重大衛之墓，於是在西山樹立一個宏偉的哥特式紀念碑和一個空石棺作標記。這個中世紀的傳說，慢慢被猶太人和穆斯林教徒所接受。尤其到1948至1967年間，舊城在約旦的管制之下，猶太人難以接近他們認為最重要的地點(例如西牆和聖殿山)，西山錫安既由以色列管治之區，便成為猶太人朝聖之地，大衛之墓位於西山，自然不過。 

大衛之墓

(Wikimedia Commons)

實際上，大衛之墓應位於東山之上，但在主後第一世紀聖殿和耶路撒冷被毀之後，位置漸被遺忘。直到1913年，考古學家Weill在東山發掘，發現幾個鑿成的大型洞穴，認為是大衛王朝的墓穴。

東山南面洞穴，有學者猜測是大衛王朝的墓穴

可是，要直接證實這些洞穴是大衛王朝的墓穴卻有難度，如前所說，主後第二世紀，羅馬王哈德良改建耶路撒冷，東山成了採石場，就算這些石洞真的是列王時期的墓穴，早已面目全非。

上樓房
那麼，為什麼上樓房又位於西山錫安山之上？現位於西山上的上樓房是最後晚餐地點，這傳統最早出現於主後第五世紀，十分後期，絕不可靠。我們極其量只知道，在拜占庭時期，西山上有一所教堂，名為聖錫安教堂(Hagia Sion)，又名錫安山教堂(Church of Mount Sion)和普世教會之母堂(Mother of All Churches)，這座教堂甚至可在主後六世紀的米底巴(Medeba)馬賽克聖地地圖上找到，而拜占庭信徒在西山敬仰大衛和雅各，前者創立舊約以色列國首都，後者初期教會。所以，這裡西山自然成了大衛之墓所在地，按這傳說，雅各之墓則位於亞美尼亞區的教堂之中。

主後六世紀的米底巴馬賽克地圖，紅框為聖錫安教堂

十字軍通通把耶穌最後晚餐、復活後顯現、聖靈降臨和馬利亞去世的地點，通通放在西山之上。加上這也是拜占庭時期的聖錫安教堂(Hagia Sion)的所在地，這個傳統便一直流傳至今。

上樓房 Upper Room

(一群亞裔信徒正此敬拜唱詩許久，似是受聖靈充滿)

考古方面，1948年爆發以色列獨立戰爭，西山錫安有激烈戰事，大衛之墓的樓房被炸。在1951年，以色列考古學家Jacob Pinkerfeld 被委託重建工程，他便在這裡進行考古的工作，在大衛之墓底下，發現不同時期的土層：十字軍、拜占庭和羅馬，所以這座建築品的基層，屬於主後二世紀。 或許，這便是主後四世紀朝聖者提到在西山上的「上帝小教堂」(little church of God)，但這極其量只屬猜測。 

事實上，最後晚餐等事件很可能在附近發生，但不可能在現今的上樓房裡，因為它建於主後十二世紀，在十四世紀被聖方濟修士翻新，到了十六世紀初期奧土曼時代，穆斯林教徒將之變成清真寺。現在看到的天花拱門，建築風格屬於典型的哥特式。

這個地點特別之處正在於此，它交織著不同傳統、宗教和文化，猶太人以此地紀念大衛之墓，穆斯林為敬仰大衛在此祈禱，基督徒看此為耶穌最後晚餐和聖靈降臨教會起源之地。這地點夾雜伊斯蘭、基督教和猶太教，彼此共存又彼此相爭，具體表現出巴勒斯坦地是中間之地的特性。

上樓房房頂向西，穆斯林祈禱塔(minaret)

後面更高的塔是聖母安眠大教堂(Dormition Church)鐘樓

上樓房南面穆斯林祈禱龕(mihrab)

穆斯林祈禱龕旁邊的彩色玻璃

上樓房下層，大衛墓入口

大衛墓入口外的大衛像

可以肯定的是，聖經沒有提供清楚線索，讓我們知道耶穌最後晚餐的所在地，現在的上樓房是最後晚餐的地點，是缺乏文獻和考古的證據。

對上樓房的考古歷史，天主教考古學家 Murphy-O'Connor 的文章可算是最為詳盡。他從初期教會文獻，與及第一次和第二次猶太動亂之間的歷史背景，合理地推斷出現在上樓房的位置為何會被初期基督徒所尊重。他認為耶路撒冷的西山(錫安III)一直有基督徒存在，並且這處的居民較富裕，初期文獻提到這一帶有一教會聚會的地方稱為 little church of God，表示這個地方在初期教會的重要性。當然，這亦不能說明此處便是使徒行傳所說的教會之地 [1]。

小結
以上討論，除了給旅客多點指引之外，也可作一點聖經連繫。錫安山的位置轉移，是漫長歷史之中不能避免的事，事過境遷，難免失去一些歷史遺跡。

但有趣的是，希伯來書作者也請讀者不要介懷地上的錫安，因為在基督裡面，信徒已來到真正的錫安山：「22 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裡有千萬的天使， 23 有名錄在天上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有審判眾人的神，和被成全之義人的靈魂， 24 並新約的中保耶穌，以及所灑的血，這血所說的比亞伯的血所說的更美。」(希伯來書 12:22-24)

備註：
[1] Murphy-O'Connor, Jerome. 1994. "The Cenacle and Community: The Background of Acts 2:44-45." Pp. 296-310 in Scripture and Other Artifacts: Essays on the Bible and Archaeology in Honor of Philip J. King, eds. Michael D. Coogan, J. Cheryl Exum, Lawrence E. Stager.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書評：Craig A. Evans, Jesus and His World: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Craig A. Evans. Jesus and His World: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12.


受難節和復活節快到，又是壞鬼考古的旺季，利用電影或電視呼籲愚昧大眾收看或奉獻，賺一大筆收入，無論這種譁眾取寵的手法，背後動機是真誠或假意，內容是真理還是純粹憶測不要緊，反正有人上釣。


在華人教會圈子裡繼有驚世啟示挪亞方舟，最近在西方的傳媒之中，Simcha Jacobovici和James D. Tabor又再出現。幾年前2007年，他們已經推銷過謬論「失落了的耶穌古墓」(Lost Tomb of Jesus)。今年，以「耶穌的新發現」(New Jesus Discovery)捲土重來，聲稱上次發現的太比諾古墓A (Talpiyot Tomb A)，即他們所說「耶穌家族古墓」(Jesus Family Tomb)附近200尺的太比諾古墓B (Talpiyot Tomb B)又有新發現。據稱，太比諾古墓的新發現增加太比諾古墓A是拿撒勒耶穌真正墓穴的可能性。


在傳媒濫用考古氾濫成災之時，新約專家Craig A. Evans的新書《耶穌和他的世界：考古證據》(Jesus and His World: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實是可喜之事。有幸得到出版社預讀准許，一口氣讀完這本好書。

作者Craig A. Evans現在是加拿大Acadia Divinity College新約教授，著作等身，在聖經考古方面，也是不遺餘力。他亦時常被大眾傳媒訪問的聖經權威。這本書將於3月16日正式出版，全書約200頁，蒐集了關於耶穌生平最重要和近期的考古發現，呈給廣大讀者。這些考古發現通常不是大眾可以接觸得到的，加上Evans盡量避免使用一些專有名詞，是一般讀者可以應付得來的。


作者首先在導論探討一些最近在聖經考古學的熱門爭議，就是Maximalist和Minimalist的爭論。前者(maximalist)認為聖經含有可靠的歷史紀錄，後者(minimalist)認為聖經大都是猶太人在主前五世紀之後才虛構出來的故事，不能當作可靠的歷史文本。按minimalist所說，撒母耳記的大衛和所羅門，只是後期文士吹噓的民間故事，舊約中的聯合王國根本不存在。Evans列出一些近年重要的發現(例如：但城石碑、基亞法等)，粉碎了minimalist對聖經歷史性的解構主義。


在新約研究上，特別是耶穌生平和福音書研究上，同樣面對著Maximalist/Minimalist之間的對峙。Minimalist主張「神的兒子」並非出自猶太人與舊約的概念，而是在後期希羅文化的薰陶之下才出現的神學理念。但是，死海古卷讓我們知道當時的猶太人正在期待著一位救主，稱為「神的兒子」和「至高者的兒子」，並相信彌賽亞出現時，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死海古卷的發現粉碎了Minimalist的看法。 


在耶穌研究之中，好譁眾取寵的人聲稱，耶穌的歷史性沒有絲毫堅實的證明，耶穌根本不是歷史人物，只是一位虛構的神話人物。例如，福音書提到的猶太人會堂在第一世紀根本不存在。有人亦聲稱找到耶穌的家族墓穴，意思就是耶穌根本沒有復活，甚至取妻生子。這些新潮的學說宣稱，新約的著作只是護教之作，沒有任何歷史價值。雖然這些聲稱都不被任何具資格的學者所認同，他們的理論卻鬧得很熱。


面對著懷疑主義，Evans堅持說：關於耶穌的歷史性，我們擁有出自第一世紀的堅實證據(p. 5)。他認定以下的聖經歷史資料：

1. 四福音書：它們都是在主後第一世紀成書的，其中三卷(馬太、馬可、路加)甚至於主後60-70年代寫成，即耶穌門徒的第一代末期，當時不少目擊證人還存在。
2. 保羅書信：特別哥林多前書和加拉太書，表明保羅從第一代使徒當中，得到歷史資料(加1:18原文historesai，從此字洐生出英文history，意思是「查詢、取得資料」。哥林多前書15章列出目睹復活的耶穌的見證人，強調耶穌復活的歷史性和重要性。
3. 初期教父：Papias (主後60-130年)作為使徒約翰的徒弟，從小便知道福音書已被寫成，亦在教會當中被傳閱。此外，還有其他重要的初期教父作證，Quadratus (主後70-130)，Polycarp (主後69-156)、Clement (主後90年代)、Ignatius (主後35-110)等。這些教父見證的重要性，不但在於他們認識耶穌，或認識一些認識耶穌的人，還表明從第一世紀、經過第二第三世紀，甚至之後的世紀，都有一條「從未切斷過的傳遞鍊子」(unbroken chain of transmission, p. 8)，保存著耶穌的歷史事跡。再加上約瑟夫所留下的重要見證，若說這一切見證只是誤傳一位本身是虛構的耶穌為真實的歷史人物，這是絕對荒謬的講法。

考古方面，Evans指出，第一世紀初巴勒斯坦地的發現，正吻合新約福音書的記載，裡面提到的真實的人、事、地、習俗、社會建構和信念等，顯明福音書的歷史性和逼真度(verisimilitude)。如果將新約福音書和第二世紀的次經(多馬福音、彼得福音和其他諾斯底著作等)作比較，更顯出前者的歷史可靠性。


此書之目的，不是要回應每一個偽學說，而是從考古的發現當中，讓讀者更深認識耶穌和他所處的世界。全書分5章，討論5個主要考古議題。


第一章考究齊波里(Sepphoris/Zippori)的考古發現。齊波里沒有在聖經出現過，它卻對了解耶穌生平和背景十分重要，齊波里位於耶穌長大的拿撒勒只有6.5公里(4英里)，步行的路程只需一小時多。齊波里是希律安提帕(主前4年-主後39年)建造的城市，作為加利利省府。它位於羅馬巴勒斯坦的主要經商路線上，這路線連絡西南的該撒利亞海港和東面的提比哩亞。該撒利亞、齊波里、提比哩亞是加利利最大和最具影響力的城市，必定影響著外圍的城鄉，包括齊波里附近的拿撒勒。從考古的背景來看，作為木匠石匠，約瑟和他的兒子亦大有可能到過齊波里「搵食」(工作)。

齊波里的劇場

John D. Crossan曾主張，耶穌是一位犬儒學派的猶太人農夫("peasant Jewish Cynic," p. 15) 。犬儒主義(cynicism)是古希臘的哲學派，由狄奧根尼(Diogenes; 主前412-321年)提倡的，此派哲學主張清心寡欲，鄙視俗世榮華，提倡回歸大自然的生活方式。有人譏笑照這種人生哲學生活的人像條狗，討飯為生，故稱之「犬儒」(cynic)。表面看來，耶穌的一些講話與希臘犬儒學相似，尤其是他對當代社會的批判。但是，細心查看，即發現耶穌教導的獨特性。耶穌並沒有教導門徒放棄信仰上帝，世界觀全是以上帝為中心，他宣講上帝的國度，叫門徒將信心和盼望放在神身上，叫人回歸神，這些都有別於犬儒的哲理。


Evans澄清說，加利利和齊波里的考古顯示，希羅城市的確已樹立在加利利，而當時的猶太人亦能操希臘語，但這並不代表猶太人必然被希羅文化所同化。相反，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加利利的猶太人更堅持歷史的信仰和價值：使用石器具、潔淨池、飲食律法(不吃不潔的豬肉)、不鑄造圖像(守著十誡的第二誡)、沒有建立羅馬城市的典型建築(例如神廟)等。基於以上加利利和齊波里的考古發現，作為猶太人的耶穌是希臘的犬儒哲學家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


第二章探討耶穌時期的猶太人會堂考古和古刻文證據。按福音書記載，耶穌活躍於當時的猶太人會堂，到底這種的記載是否屬乎考古事實？約15年前，新約學者Howard Clark Kee大力主張，猶太人會堂只是主後70後的現象，是耶路撒冷聖殿被毀後才出現的宗教和社會體制。所以，新約福音書實是主後70後的著作。但是Evans指出古文獻和考古的發現，粉碎了這種說法。文獻方面，單在約瑟夫的著作中，便三次提到猶太人會堂，而且意指建築物。考古方面：

1. 北非古利奈的Berenike發現的古石碑，有希臘文的「會堂」(synagogue)一字，而這石碑屬於主後55/56年的；
2. 在1913年大衛城出土，屬主後70年前的「提阿度他斯石碑」(Theodotos Inscription)記著，提阿度他斯是一位猶太人會堂主管維他奴(Vettenus)的兒子；
3. 在以色列出土的8-9個猶太人會堂的遺跡：迦百農(Capernaum)、橄拿(Gamla)、希律堡(Herodium)、耶利哥、抹大拉、馬撒大、Modi'in、Qiryat Sepher和Shuafat。

到過聖地的人，一定參觀過迦百農的猶太人會堂遺跡。雖然現在所見的白灰石會堂，的確屬於主後四世紀，但會堂卻樹立在更早期玄武石(Basalt)的石基之上。學者對這早期石基的時間鑑定不一，有說第一世紀，有說較後期。Evans對迦百農會堂的建設時期的看法，十分有趣且具洞察力，他傾向認為迦百農會堂是屬第一世紀。第一個原因是近東的「聖所連續性」(continuity of sacred space)，後期的聖所都建立在以前的聖所遺址之上。此外，Evans提出，較早期的玄武石基的建設十分差勁，明顯向門口傾斜了，後期的會堂立石基時，工人沒有另立新的石基，卻不厭其煩地按著傾斜了的石基上建設新的會堂，表示後期的工人相當尊重早期的建基。Evans提出這一點，似乎更有力說定第一世紀會堂的位置就在那裡。

迦百農第四世紀會堂(建立在早期第一世紀[?]的玄武基石上，見後期白灰石地基向左傾斜)

第三章討論第一世紀初「寫讀能力」(literacy)的課題。福音書筆下的耶穌，肯定是一位文能之士，能與當時的學者辯論。這一章主要回應一些學者認為古代社會當中，極少數的人才有寫讀能力，所以主張耶穌是「文盲」的。Evans羅列了許多文獻資料，解釋有關問題：到底在第一世紀的社會中，有多少人擁有「寫讀能力」，這些人會讀什麼文獻？考古學可以怎樣解答「書本文化」(book culture)和「寫讀能力」的問題？


文獻方面，約瑟夫和菲羅都以猶太人的家庭教學為傲。死海古卷和昆蘭的發現，特別是昆蘭發掘者Roland de Vaux所稱的「經書間」(scriptorium)，都表明第一世紀的猶太人有一定程度的寫讀能力。雖然這些考古和文獻的資料，並不代表耶穌曾受過猶太教正統的文士訓練，但結合福音書對耶穌是拉比的描述，可見耶穌在成長之中，接受典型的猶太人家庭教育，能寫能讀，一點也不出奇。


第四章探索耶穌時代的貴冑，就是擁有權力的祭司和羅馬官員，藉此了解福音書之中，耶穌與他們之間常有的張力。Evans從古文獻和考古發現當中，重構出耶穌時代猶太人貴冑生活的腐敗，從而了解新約當中耶穌和當時腐敗貴冑之間的衝突，這些考古資料包括猶太拉比文獻、聖殿警告碑(Temple Warning Inscription)、耶路撒冷希律區裡的祭司豪宅區、耶路撒冷祭司的華陵、大祭司該亞法的骨盒、舊城耶路撒冷的「燒燬之屋」(Burnt House)、聖殿山西南角落發現的「各耳板石刻」(Qorban inscription；Qorban意即「神的供物」，參馬可7:11)等。另外，有些學者主張，在耶穌時代大痲瘋(Hansen's disease)根本不存在，但是在2000年，耶路撒冷南谷的亞革大馬 (Akeldama)的墓穴中，發現一副包在屍布的人骨，被封在墓穴的「槽」內(kokh；指石墓穴內，用作放置死屍而鑿出的長洞)，經由質量分離法 (Accelerator Mass Spectrometry [AMS])的鑑定之後，死者和屍布皆屬於第一世紀，死者亦染上痲瘋。


第五章討論猶太人的葬儀(burial traditions)。考古學在這方面不但有助了解耶穌的死和埋葬，也幫助理解耶穌的教導和事奉。在第一世紀的葬儀，最顯著的特色就是石骨盒(ossuary)。當時的葬儀分兩部份，人死後會被埋葬在墓穴之中，屍骸會被放置在墓穴的「槽」(kokh)內。一年之後，待屍體的皮肉腐化後，會舉行第二次的葬禮，這次葬禮是將死者的骨頭收取到石骨盒之內，這樣的葬儀吻合當時古文獻的細節。


以往學者對為何會有第二次葬禮的演變過程，帶著不同的見解。其中一個看法，是猜測第二聖殿時期的猶太人開始建立個人復活的教義和信念，所以便有第二次拾骨的葬禮出現。但是，在考古方面沒有這樣的證據，Evans提出，之所以有第二次拾骨禮的出現，主要是因為大希律時期聖殿大幅度被擴建，大大擴充了當時的石器工業(約由主前30年-主後64年)，擴建剩餘許多的石塊，加上城鎮的人口增加，剩餘的石頭便被用來作石骨盒。這個較實用的見解，我認為是對的。


從Evans所引的文獻可見，當時的猶太人社會亦十分注重葬禮，除非在戰爭的非常時期，每個死人都需要被妥善地埋葬。這一切的資料，回答了一些學者的聲稱，認為耶穌既死於十字架的刑法，不可能被埋葬，所以福音書的記載有不實之處。但是，Evans從古文獻當中，說明就是被處決的死人，都會得到妥善埋葬。不但如此，考古亦提供最重要的線索，其一就是在1968年於Giv'at ha-Mivtar墓穴當中發現一個屬於主後20年代的骨盒，盒外刻有死者的名字約哈難(Yehohanan)，骨盒內的右腳踝骨當中，還插著一根11.5厘米長的鐵釘，釘與骨之間還有一小塊橄欖木，是釘十架時用來固定腳踝的。

約哈難腳踝骨，連同已彎曲鐵釘
(來源：cojs.org)

鐵釘尖端因釘入十架時意外地被彎曲了，所以埋葬約哈難的人便無法把鐵釘拔出，意外地留下釘十架的考古資料。約哈難骨盒的發現，說明被釘十字架的人，仍會被妥善埋葬的。從文獻和考古的資料當中，可見耶穌在十字架上死後當日，自然會按猶太人的習俗被埋葬，正如福音書所記一樣。


書末有兩個附錄。附錄一評審近年流行的「太比諾古墓論」(Talpiot tomb theory)，開首時已略略提過。這個壞鬼考古理論，認為太比諾古墓是耶穌家族的墓穴，在2007年由加拿大的電影製作人Simcha Jacobovici吹噓出來的，Jacobovici最出名的就是他的電視特輯「赤裸的考古家」(Naked Archaeologist)，當年他和鐵達尼號(Titanic)導演James Cameron合作，拍攝「耶穌遺失之墓」(The Lost Tomb of Jesus)，聲稱太比諾古墓就是耶穌的家族之墓。Evans以考古學的角度，將「太比諾古墓論」的每一個聲稱逐一擊破，評審非常簡潔有力。


附錄二簡短地討論耶穌的真正面貌。Evans引用最近科學家運用電腦技術重構出第一世紀巴勒斯坦男人的典型樣貌，結合聖經和考古的一些有關衣著和外在的資料，猜想耶穌和他的門徒的樣貌，應該沒有什麼突出和不同之處。這個附錄的學術價值不高，但作為一本以普羅大眾為讀者的考古書藉，不失為一個富趣味性的議題。


這本書是十分合時之作。Evans不單粉碎了許多關於耶穌的考古謬論，最可取之處，就是作者十分清楚聖經考古學的目的，不是護教，而是豐富聖經讀者對聖經的了解。雖然全書只有200多頁，但是非常充實，羅列了許多一般讀者難以獲得的考古資料，讀畢此書，必定對耶穌的生平有很豐富的了解。

John Monson 講座－地理神學 Physical Theology

現於芝加哥三一神學院教授的John Monson (亦曾多年於惠敦學院教授考古學)，上星期在 Lanier Theological Library的講座錄影。講座名為「地理神學：從地理、時間及文化看聖經」"Physical Theology: The Bible in Its Land, Time and Culture"


要明白聖經需要掌握三大方面：
1. 文本(text)
2. 實物(realia)
3. 地(land)



Lecture with Dr. John Monson from Lanier Theological Library on Vimeo.

「亞拉臘山木結構」碳14化驗：一點更新

前文引用 creation.com 之 Dr. Carl Wieland 在網頁初步發佈的「亞拉臘山木結構」的木樣本碳14化驗結果。


前幾天(11月2日)收到 Dr. Wieland 的電郵回覆，他說正式的化驗報告仍在預備當中，很可能這個星期便會發佈。


但是，Dr. Wieland 亦提供多一點新的化驗資料，就是其中一個樣本(3)含核武測試成份在當中，原來的英文發佈已更新了(按此)：



樣本    實驗室     結果 (木樣本年份)
1             A             略低於 5,000 年
2             B             約 100 年
3             B             主後 1950 年之後 (重要註釋：實驗室表示，樣本的樹木必定是 1950 年後才生長的，因為他「明確顯示核武測試成份的跡象」"clearly shows signs of nuclear weapons testing enrichment")
4             C             約 100 年
5             C             主後 1950 年之後
6             C             約 600 年


樣本 3 註釋的更新提供的資料不多，到底這註釋是否說，樣本當中含核武測試提煉成份的鈾(uranium)？還是其他現代原素？無論如何，可清楚表明木的現代性，也就是說，木結構的年份屬於現化。


等到正式化驗報告發佈出來，便能真相大白。

聖地考古指南：抹大拉 Magdala

確定遺址
抹大拉是加利利海西岸的一個古漁港，位於提比哩亞市Tiberias以北約三里。

抹大拉本是亞蘭文，希伯來文名叫Migdol (音密都；意謂城塔)。在古藉當中，抹大拉又名Migdal Nunya (意謂「魚塔」Tower of Fish；見主後六世紀猶太人法典塔木德b. Pesah 46b)。約瑟夫提到抹大拉時，是用希臘文地名Taricheae/Tarecheae，意思是「醃鹽魚的地方」(Jewish Wars 2.21.8; 3.9.7–3.10.5)。

由此可見，抹大拉是盛產鹽魚之鄉，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Strabo (64/63 BC-24 BCE)也提過抹大拉：「在一個名叫Taricheae 的地方，那裡的湖供應上好的魚，用來醃鹽的；岸上長滿不同的果樹，有如蘋果樹」(Strabo, Geography, 16.2.45)。

考古發現
早在1970-73年之間，聖經考古學家在抹大拉進行了第一期考古發掘工作。出土的文物表示這是羅馬時期的遺址，發現了１一個細小沒有裝飾的「會堂」，約 26.8 x 23.8 尺大。但是，有些考古學家卻認為，這可能是「魚池」或「水池」(Shanks 2007)，如今仍未定案。

由2007年開始，考古工作有進一步的發展。在遺址當中，考古學家發現了一所主前70年之前建設的猶太人會堂，約120平方米，設置石長凳，供會眾坐下。會堂有馬賽克地板和彩色牆畫(color fresco)作裝飾。

抹大拉第一世紀會堂鳥瞰：

會堂當中，發現一塊方型石頭，其中一面刻上了三腳七燈臺，兩旁各有一個水瓦瓶(amphora)。這是至今最古舊的七燈臺石刻圖。

此外，遺址上一所第一世紀屋宇，出土另一幅馬賽克圖，描繪一艘第一世紀的漁船，圖中的船設有兩個風帆，船槳及舵。(這幅馬賽克的漁船，可以用來比對在1986年，在抹大拉以北約一里的湖邊，發現的第一世紀漁船)：

按照抹大拉至今出土的資料，可見它在第一世紀是加利利海一個十分重要的漁港。除了會堂之外，考古學家也發現石碼頭和停船用的繫泊石。

抹大拉漁港平面圖，圖上方是加利利海：

1971-75年間在抹大拉古漁港湖邊，發現停船用的繫泊石，留意相片中間穿洞的大石，用來繫繩索：

抹大拉仍在進行發掘工作：

第一世紀漁業

這顯示在第一世紀，加利利海的魚業相當重要。在古時，肉是非常昂貴。所以，魚肉自然成為主要的肉類。漁夫這行業也是專業，魚業亦受到當局格外的管制。漁夫僅次於放債主。

因為加利利的天氣炎熱，很難保持魚肉新鮮，所以要將魚出口到更遠的市場，魚肉必須要用鹽醃。

抹大拉的意思是「魚塔」，似乎暗示一座木塔，可將魚風乾。抹大拉的希臘文名稱Taricheae，指一個醃鹽魚的地方。上以引用羅馬希臘地理學者Strabo的說話，表明抹大拉是著名盛產鹽魚的地方，享負盛名，遠至羅馬。

鹽的重要性
這裡可以一提鹽的重要性，它是古時最有效的防腐劑。便西拉智訓39:26說，生命最主要的需要，包括鹽。羅馬自然學家Pliny the Elder說：世間上沒有一物比鹽和太陽光更重要(Natural History 31.102)。

聖經資料

新約福音書提到耶穌曾到過抹大拉一區，名叫「馬加丹」或「大瑪努他」：

• 馬太福音 15:39 耶穌叫眾人散去、就上船、來到馬加丹(Magadan)的境界。 (馬加丹是抹大拉另一個串法)。
• 馬可福音 8:10 隨即同門徒上船、來到大瑪努他(Dalmanutha)境內。 (大瑪努他的地名不詳，一般聖經學者估計大瑪努他就是抹大拉一帶)。

當然，抹大拉就是新約的抹大拉馬利亞的家鄉。按路加福音 8:1-3 記載，「曾有七個鬼從她身上趕出來」，之後她成了跟隨耶穌的一份子，與其他的婦女「用自己的財物供給耶穌和門徒。」

不知何時開始，西方傳統將抹大拉馬利亞當作路加福音 7:36-50 中，用眼淚和頭髮擦耶穌之腳的「罪人」。這是絕對沒有聖經和經外文獻的支持的。原因可能是這段經文，正在路加福音 8 章之前，而抹大拉馬利亞又是路加提到的第一個女門徒罷。

到底抹大拉馬利亞的身世如何，聖經沒有仔細交代，但是從抹大拉的考古發現和其他文獻，可以推斷，她不一定是窮民之輩；來自抹大拉的馬利亞，或者是出自「中產階級」，所以，她不但可以跟隨耶穌，也有盈餘的財物供應耶穌和門徒。

參考資料

• Osiek, Carolyn. 2000. "Mary 3." Pp. 120-122 in Women in Scripture: A Dictionary of Named and Unnamed Women in the Hebrew Bible, the Apocryphal/Deuterocanonical Books, and the New Testament. Edited by Carol Meyers, Toni Craven and Ross S. Kraemer.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 Shanks, Hershel. 2007. “BAR Exclusive! Major New Excavation Planned for Mary Magdalene’s Hometown.”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Sep/Oct, 52-55.
• 抹大拉的重建工程：Magdala Center
• 抹大拉的最新考古發現：Magdala Project
• 圖片出自Magdala Project
• Haaretz 文章

聖地考古指南：隱．基底 En-Gedi

隱．基底由兩個希伯來字組成，「隱」是泉源，「基底」指羔羊，所以，隱．基底的意思就是「羔羊之泉」。隱．基底位於猶大礦野，在死海的西岸，屬猶大支派的城鎮(書15:62)，又名「哈洗遜．他瑪」，在亞伯拉罕時期(即中青銅，2000-1550年)，為亞摩利人的地方(創14:7；代下20:2)

曠野綠洲
在曠野和死海一帶，隱．基底有如世外桃園的綠洲，所以，雅歌形容愛人如一束鳳仙花開放在隱．基底的葡萄園裡(歌1:14)，非常有詩意。

先知以西結預言將來的天地，耶路撒冷聖殿將有河流出，河水往東南傾注，將死海將會變成地中海一樣，「必有漁夫站在河邊，從隱．基底直到隱．以革蓮，都是曬網的地方。各類的魚都像大海裡的魚那樣多。」(結47:10) [1]


猶大曠野關口
隱基底位於猶大曠野的盡頭，正在死海的西岸，是猶大山區的「出入口」或「關口」gateway。所以，大衛逃避掃羅追殺時，逃到乾旱疲乏無水的猶大曠野，隱基底成為他的避難所。撒母耳記上 23:29記：大衛從那裡上去、住在隱基底的山寨裡。撒母耳記上 24:1 又說：掃羅追趕非利士人回來、有人告訴他說、大衛在隱基底的曠野。


舊約聖經除了形容這一帶是「曠野」和「山寨」之外，也是「野羊的磐石」，撒母耳記上 24:2 說：掃羅就從以色列人中挑選三千精兵、率領他們往野羊的磐石去、尋索大衛和跟隨他的人。

隱基底不只是猶大人逃亡之地，因為它位於猶大境的東南邊緣，也是猶大國的東南「後門」。歷代志下20:2記載，以東人大軍攻打猶大王約沙法時，他們可從隱基底進軍：「有人來報告約沙法說、從海外亞蘭〔亞蘭又作以東〕那邊有大軍來攻擊你、如今他們在哈洗遜他瑪、就是隱基底。」

野羊的磐石

隱基底名副其實，不單是「羔羊之泉」，也是「野羊的磐石」，因為這裡確是野山羊出沒之處，見以下 Sourceflix 播出的短片：



The Crags of the Wild Goats from SourceFlix on Vimeo.

野山羊的求生本領實在叫人讚嘆不已，可見於以下的BBC記錄短片：

難怪詩人說：「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處安穩」(詩篇 18:33)。

聖經考古背景

曠野一帶是乾旱疲乏無水之地，隱基底既為水泉，不單吸引野羊等生物，自然遠古以來，也是游牧民族的聚合之處。考古出土的文物，可追溯至5000年之前。


在隱基底山崖上，有一古寺廟，屬於銅石器時代(Chalcolithic period; 主前4500-3500年)，剩下的只是古廟的石地基，但是整個古廟的建築和結構是清楚可見。見下圖：

古廟範圍約長方型，24米 x 15米 (80尺x 50尺)，由石牆圍著，包圍著一個露天庭園，古廟的兩個出入口(南面和東北面)，內有三個石建築物，庭園中間是圓形的石建築，可能有宗教之用途，最大和最重要的建築是北面的寬闊房broad room，內中有長石凳，房的兩面盡頭地上有多個坑洞，除了陶器之外，發現許多動物骸骨，是古廟的聖所，寬闊房的中間是半圓石台，乃祭壇，東面較小的寬闊房有鋪石地，可能是聖廟的貯藏室。因為附近沒有發現同期的固定居處，這個古廟是游牧民族定期來聚集的宗教朝聖處。


寶藏之洞
在1961年, 考古學家在隱基底古廟以南7里的溪谷Nahal Mishmar，其中一個洞穴之內，發現一張墊子，包著許多「寶藏」，內中有429件銅製物件，銅製物件屬於銅石器時代，包括240個權杖頭、近100枝銅棍、10個貌似皇冠的銅冠(尺碼細小，不適合人穿戴)，這些銅製物件表明早在這個時期，可有相當高的煉銅技巧，故這洞穴被稱為「寶藏之洞」Cave of Treasure。

考古學家David Ussishkin 推斷當隱基底古廟被遺棄之後，這些「寶藏」被古人暫時收藏在洞穴之內，希望將來回收，但是卻沒有發生。所以，這些「寶藏」一直保留在


在這一帶銅石器時代的遺址，第一個被發現的是Tuleilat Ghassul，位於死海東北處，現於約旦境內。所以，考古學家稱之為Ghassulian文化，隱基底出土的陶瓷等和Tuleilat Ghassul和南面別是巴同期的陶瓷相似，所以屬Ghassulian文化。


發掘者之一David Ussishkin認為，「寶藏之洞」出土的精湛銅器，本是屬於管治隱基底古廟之牧人、或猶大曠野游牧民族，可能因為某些威脅之下(敵人的入侵？)，暫將「寶藏」收藏在附近的山洞之中，誰知收藏者再沒有機會回洞認領寶物，這些貴寶一直被乾旱的曠野氣候保存了近5000年之時間！


註腳：

[1] 以西結47:10的「隱．以革蓮」Eneglaim 在希伯來文是「小牛」的雙數，地名之意是「小牛之泉」。在希伯來聖經當中，「隱．以革蓮」只出現這一次，其位置未能斷定，有不同的建議：。「以革蓮」這字出現於以賽亞書15:8：「哀聲遍聞摩押的四境．哀號的聲音、達到以基蓮．哀號的聲音、達到比珥以琳。」中譯「以基蓮」，雖然在原文當中，「以基蓮」的第一個字母是 aleph，而以西結47章的「以革蓮」的頭一個字母是 'ayin，但是亦有可能是同一個地方，只是希伯來文串法上有一點差異，這也不是罕見之事。上文以賽亞書15:5 說：「我心為摩押悲哀．他的貴冑、〔或作逃民〕逃到瑣珥、到伊基拉、施利施亞．他們上魯希坡隨走隨哭．在何羅念的路上、因毀滅舉起哀聲。」「伊基拉－施利施亞」與「以革蓮」為同一字，「施利施亞」是「三」。無論如何，以西結47:10的「隱．以革蓮」的位置，都是死海東岸，摩押地的邊界。所以，以西結提到的「從隱．基底直到隱．以革蓮」，指整個死海。參Herion 1996。以西結的啟示文(結40-48)表達神在未後的工作是一種完全的逆轉reversal。起死回生的創造主，從耶路撒冷的新聖殿流出活水，活水向東南流到隱基底，為死亡之地帶來無限生機(參結37章)，在未後重新創造將礦野之地，使之成新天新地，海中的魚多得「各從其類」(見創1:21)。

參考資料

• Stern, Ephraim. 2007. En-Gedi Excavations I Final Report (1961–1965). 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Hebrew University.
• Farmer, W. 1956. The Geography of Ezekiel’s River of Lif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19: 17–22.
• Herion, Gary A. En-Eglaim. In Anchor Yale Bible Dictionary. Edited by David Noel Freedman. New York: Doubleday, 1996. 2: 501.
• Shanks, Hershel. “Ein Gedi’s Archaeological Riches.”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May/June 2008.
• Ussishkin, David. The "Ghassulian" Temple in Ein Gedi and the Origin of the Hoard from Nahal Mishmar.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 34, No. 1 (Feb., 1971), pp. 2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