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聖經地理學,不但與考古學關係密切,對讀經的人,也是不可少的。如果能親自到訪聖地,在這個一比一的地圖上走一趟,必會聖經有更深入的體會。
聖經地理學
事實上,從聖經考古學開始萌芽時候,聖經地理學和考古便結了不解之緣。早在1992年,P. R. S. Moorey 寫了一本歷史書,名為《聖經考古一百年》(A Centur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精選了過去一百年之中,聖經考古學的演進。Moorey 將 1800-1890 的時期,定為「聖經考古學的誕生」期。
在這個期間,有一位出色的美國聖經學者,兼巴勒斯坦地探索家 Edward Robinson 愛德華羅賓遜 (1794-1863),他可算是第一個現代聖經學者,看到聖經地理對研究聖經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不如行萬里路。
羅賓遜在德國完成了聖經研究的博士學位之後回美教學,不久之後紐約的聯合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聘請他作聖經系教授,但是未開始教書之前,他要求學院要讓他先到巴勒斯坦地作考察(當時的巴勒斯坦地是土耳其奧土曼時期,政局動盪)。
所以,羅賓遜在 1838 年第一次前往聖地探索,與羅賓遜同行的是他的前學生 Eli Smith (以利史密夫),當時史密夫是巴勒斯坦地的宣教士,也是「地頭蟲」,更通曉亞拉伯文。
在史密夫的幫助之下,羅賓遜考察聖經的地理和多個地點,他們守著兩個考察原則:
- 儘量避免當地的修士,以免受到他們對某些遺址的宗教傳統所影響,以致他們能作更客觀的考證;
- 尋訪一些少人去,最不為人知的地點,突破一直單單到作聖地朝聖和旅遊的框架。
在 1865 年,羅賓遜又出版《聖地地理》(Physical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
羅賓遜所認證的聖經遺址,大多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時至現在,不少的遺址都經考古學家的發掘而得到進一步的證實。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他發現主前八世紀末的希西家水道,和第一世紀進入聖殿的階梯拱門遺跡,後稱之為 Robinson's Arch (羅賓遜拱門)
考慮到當時他只帶著指南針、望遠鏡、希伯來文-英文對照聖經,靠著步行和騎馬,對考古學認識十分有限,也未曾了解考古土丘的形成,未知遺跡都藏在土丘之內[1],羅賓遜的地理研究果實,實在令人欽佩。
羅賓遜為後來聖經考古學的發展,奠定了聖經地理學的根基,故後人稱他為「聖經地理學之父」(Father of Biblical Geographer)。
聖經地名學
在認證聖經遺址時,羅賓遜亦提出一個巴勒斯坦地的特色,就是一個地點的名稱,許多時會一代傳一代的保留下來,所以不少亞拉伯文的地名,也保存著以前希伯來文的地名(羅賓遜 1865: 5-6)。例如:
- 伯.善(Beth Shean;掃羅屍首被釘的地方,見撒母耳記上31:10, 12)的亞拉伯文是Beisan[2];
- 亞拿突(Anathoth;耶利米的故鄉,見耶利米書1:1)的亞拉伯文是Anath;
- 伯特利(Bethel;見創世記28:19)的亞拉伯文是Beitin;
- 拉瑪(Ramah;撒母耳的家鄉,見撒母耳記上7:17)的亞拉伯文是er-Ram。
總言之,羅賓遜為後世的地理學或考古學,都貢獻良多,叫後人明白聖經地理的重要性。正如聖經地理學家 Jim Monson 所講:聖經故事、聖經人物和聖經信息的背後,就是聖經的實地!(Behind the Bible - the events in the Bible, the people in the Bible, the message of the Bible - is the physical land of the Bible)
備註:
[1] 土丘,tells,貌似天然山崗,但其實是因著人類長時間的在同一個地點居住,而提升了那地方的高度,所以土丘是人為的,不是天然的。
[2]約主前3000-300年之間,本地人一直用伯.善這個希伯來或閃族地名,雖然主前300-主後800間,巴勒斯坦地在希臘文化的薰陶之下,地名被改成西提波利(Scythopolis),但是世世代代的本地人,依然保留著傳統的地名讀音,亞拉伯文是Beisan。
參考資料:
Moorey, P. R. S. 1991. A Centur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 Cambridge: Westminster John Knox.
按此下載《巴勒斯坦、西乃山和亞拉伯-佩特拉之聖經研究》(Biblical Researches in Palestine, Mount Sinai and Arabia Petraea)
按此下載《聖地地理》(Physical Geography of the Holy Land)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