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方舟的宣稱，聖經考古的回應

可能因著影音使團最近推出新的「紀錄片」－挪亞方舟驚世啟示2，進一步聲稱發現挪亞方舟，筆者去年「發現挪亞方舟？」一文的瀏覽次數，在過去幾天特別增多。


早在2010年9月14日，柏祺大學研究院(香港)陸輝院長，已發表聲明，釐清研究院之立場。陸輝院長的聲明指出，影音「發現方舟」的宣稱「到目前止，仍是一個缺乏必須及足夠考古學及科學驗證的宣稱」。


筆者去年在「發現挪亞方舟？」一文中，已提出質疑。直到現在，也沒有什麼新和突破性發現，本來感到無須作進一步的批判。讀過一些回應影音的文章，發現回應大概可分為幾類，在這文章，我想作點回應。


1. 全盤接納
當然有些信徒，甚至教牧支持和接納發現方舟的聲稱。接納的原因是基於影音所提供的資料和論據，認為影音提出的「證據」，足已顯示探險隊已找到聖經中的挪亞方舟遺骸。簡單來說，論據如下：

1. 木樣本的碳14化驗結果是公元前2800年，時間上與挪亞和洪水吻合；
2. 在4000多米的山上發現七個古木結構；方舟是最合理的解釋；

2. 多此一舉
第二種的回應認為尋找方舟是多此一舉，因為就算真的找到方舟，也不會為信仰增加什麼好處，反正因信稱義不會因為找不找到方舟蒙受影響。這方面的回應，可見於網上廣傳的 I Ark You 一曲。


在某程度上，我亦同意這種回應，考古發掘的工作在中東和世界各地甚多，但是考古工作常因財務缺乏而被迫停工，我認為應該為這些有意義的考古工作籌款，好過為探索方舟浪費人力物力。


但對於這種回應，我想作點補充，嚴格來說，我並不反對藉著考古發掘或探索，來證實聖經某方面的史實。過來不少考古發現，都已直接或間接證明了某些聖經史實，例如：

• 但城石碑Tel Dan's Stele；
• 以色列石碑Israel's Stele [1]；
• 死海古卷的抄本；
• 現於美國三一神學院的古埃及學者James Hoffmeier在Tell el-Borg的考古工作推斷出埃及的路線，和紅海的位置；
• 拉吉Lachish考古證明主前701年西拿基立攻打猶大國。

誠然，這些進一步的考古發現並不影響一個人因信稱義。但是問題最終不是找不找到證據，而是在於什麼才可算為證據。到底發現方舟的聲稱，在證據上有何問題？這才是要解答的課題。


另一方面，「尋找方舟」是一種「先入為主」議程，因為這種做法將考古當作Indiana Jones奪寶奇兵式的尋寶探險。平信徒可會知，一直以來，從來未聞受過正式訓練的專業考古學者會去找方舟。這件事實已表明「找方舟」在目標本身、方法論methodology、研究議程/方向research agenda、甚至經文的詮釋上，在未上山之前已經是大錯特錯。


3. 保留態度
這種回應認為，今天的結論只是暫時性，考古發現永遠不會絕對性，總有被質疑的空間。這有一點道理，特別是考古學上常常有新的發現。但是，這現象不單存在考古學上，也在不同的研究科目上出現，包括聖經研究。當然，許多聖經研究的結論，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世界上總有一些無理的學者，對既定的結論，提出多方的質疑[*]。


例如，一些新派後現代的歷史家辯說：

• 納稅德國向猶太人作出的大屠殺是虛構之事；
• 有些新進學者，辯說以色列石碑Israel's Stele中的「以色列」不是舊約聖經的以色列民[1]；
• 後現代學者，辯稱但城石碑沒有提到「大衛之家」(見筆者前文但城石碑的討論)；
• 有學者甚至認為西羅亞碑文不是出自希西家時期，而是馬加比時期 (見西羅亞碑文一文)；

這些當然是胡說八道，以上列舉的考古發現，都經過審慎和考核過程，所以，我不會猶疑地使用它們作講道、教導和佈道的工具。考古學作為一門專門的科目，自有它的方法論和知識論，我們無需永遠抱著「不可知論」的態度。故此，就發現方舟來說，我認為單以保留態度是不足的回應。


4. 質疑或反對
我要首先聲明，我是站在反對的一方，我要為反對的一方說話。我不會在此討論影音的佈道手法，這種反對聲音已經不少了(參關浩然我發起了「關注方舟驚世電影佈道者操守」的群組)。


但是至今，我暫時仍未讀到一個從考古學角度批判這事的回應。所以想藉著本文，從聖經考古學角度入手，討論一下到底在發現方舟上，怎樣才算有「足夠考古學及科學驗證」，以致可負責任地用以傳播福音？換言之，怎樣才算為考古證據？考古證據有什麼準則？是不是在高山上找到木頭，或木結構，就可以推斷出這是挪亞方舟？方舟的考古證據，必須符合那些條件？


從聖經考古來說，要負責任地宣稱這是方舟，或最有可能是方舟，起碼要符合以下所有條件：


1. 同輩評審：
一切考古發現，需要經過同輩評審(peer review)的步驟，這是眾所周知的。一切發現，包括地點、碳14化驗結果、圖像等，需要先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和出版，讓其他專業學者評估，方能作進一步立論。其實考古學術期刊許多，例如：Bulletin of American Oriental Research、Near East Archaeological Society Bulletin，較大眾化的雜誌是Biblical Archaeological Society等等。


若跳過這第一步，發現者只是自說自話，只叫幾位科學家或考古學家發表一些支持言論，實是誤導廣大觀眾，讓平民百姓以為這個發現已經得到世界專家的共識。其實，大部份的學者都對這個發現都提出質疑，甚至置之一笑。


這種極度選擇性的宣傳手法，在大眾傳媒報導考古新聞之上出現特別多。幾年前有考古學家聲稱在耶路撒冷的Talpiyot 找到耶穌之墓，或幾個月前掛名考古學家 Simcha Jacobovici 又聲稱找到釘耶穌十字架的鐵釘。聲稱找到方舟的做法，再加上幾個藝人歌星上場，基本上與這些旁門左道沒有分別。這種手法只玩弄possibility，而全不考慮probability或plausibility。


2. 多次化驗結果要一致：
一個古木樣本，需要作多過一次的碳14化驗，並在不同的獨立實驗室作化驗，化驗結果要一致，才能進一步推斷[2]。


3. 要多個木樣本的碳14化驗結果一致：
要從發現的七個木結構中，各取出木樣本作獨立的碳14化驗，視乎七個木樣本的碳14化驗結果，是否屬於同一個時期，方能進一步推斷這些不同的木結構出自同一個時期。這並不代表，這些古木結構出自同一個原結構。


4. 証明多個木結構是來自原本的一個木結構：
要進一步立論，說這些木結構同出於一個原結構的部份，難度更大。這一方面，可能要靠木樣本的木質，木結構做法和設計各方面來衡量。


5. 木質化驗：
古木樣本必要先作木質化驗，看是否「歌斐木」 。事實上，什麼是「歌斐木」，連聖經學者也未能斷定，中文音譯「歌斐」(gopher)，英文常作cypress (柏樹)。因為希伯來文「歌斐」一詞，在聖經只出現過一次(創世記6:14)，所以很難肯定原文之意，這樣，木質化驗的結果便是無稜兩可，這一點足以質疑所有發現方舟的聲稱。


6. 古瀝青化驗：
所有古木結構的內外，都要含有古瀝青，因為創世記6:14 記述：「你要用歌斐木做一艘方舟。方舟裡面要做一些艙房；方舟的內外都要塗上瀝青。」古瀝青亦需要作年代化驗，而年代化驗結果，要與所有古木樣本的結果吻合，即主前2800年。


7. 其他樣本化驗：
除了古木樣本化驗之外，必須化驗其他類型的樣本。過去，學者以為只需要取些木炭或梁木樣本作化驗，就可定準年代。但是，樹木的壽命很長，在一個考古層取出的古木樣本，很可能得出一個比考古層本身更遠古的結果。為什麼？


舉一簡單例子，在2011年，有人用一些千年古木，建造一所新房屋，經過千年之後，後人發掘這房屋時，用房屋的木樣本作碳14化驗，可以結論出房屋的年日是1011年的古木結構！


所以，說古木結構的木樣本屬於主前2800年，不代表這木結構就是建於同一時期；可能是出於後期(如主前100年，或主後1000年)，古木的年代與古木結構建築的年代之間，並無直接關係。


故此，現今的學者明白，碳14化驗關鍵不在於化驗的結果，而是在於樣本的本質和出處context。今天的考古學家，大都不會使用長壽命樣本(如古木)，只會採用更可靠的短壽命樣本(如橄欖核或種子)，如果在這些古木結構中找到一些封密在瓦器中的種子，應按這些短壽命樣本的化驗作準[3]。


8. 陶瓷年鑑：
所有考古學家都認同，在考古年代鑑定上，不可單靠一個或七個碳14化驗作準。更可靠的年代鑑定是陶瓷，在古木結構內發現的陶瓷，要先被陶瓷學家作進一步化驗，定出陶瓷的年代，並且要與木樣本的碳14化驗一致(主前2800年)。就是說，陶瓷時期要屬於主前3500-2300的「前青銅器時代」(Early Bronze Age)，才能進一步推斷陶瓷與木結構之間的考古關係[4]。


9. 吻合近東歷史：
目前影音得到的木樣本碳14化驗，表示古木結構屬於公元前2800年。考古或歷史學家均指出，公元前2800年是人所共知的「前青銅時期」Early Bronze Age (約主前3500-2300年間)，這也是近東進入城鎮化發展的階段(urbanization) (參 Mazar 1992: chapter 4；特別是Cevik 2007: 132-133)。


從近東歷史來看，全球大洪水滅世在這個時期發生，簡直是天方夜譚。普通的信眾(包括所有為影音辯護的專家和教牧)普遍缺乏近東歷史的知識，所以根本未有考慮吻合歷史的問題。影音的宣稱直接抵觸了歷史和考古的發現，請問怎樣解釋？


10. 滅世洪水證據：
木樣本的碳14化驗結果既是公元前2800年，那麼，洪水滅世的年代亦是主前2800年。大洪水必然帶來大量的洪水沉積土層，而這沉積土層會在同時期各遺址的層面中出現。


要証明歷史上真的發生了洪水滅世這事，不是在山上找到什麼木類結構，而是在山下找到普世洪水破壞的跡象。但是，所有近東考古學家都指出，這樣的現象根本沒有在任何近東的考古遺址出現過。


11. 普世文化斷層：
既然假設滅世大洪水發生於主前2800年，那麼在這個時期的各遺址，都會因大洪水造成文化斷層。換言之，各遺址的土丘紀錄中，會出現洪水破壞前的文化遺跡，之後會出現洪水沉積土層，之後又出現另一個新文化。


可惜，這樣的考古證據沒有出現過。我們不能不贊成土耳其考古專家Paul Zimansky的結論，他說：在這個時期的土耳其，並沒有出現任何考古文化的斷層。不但沒有出現文化斷層，單在土耳其，在這個時期的遺址，更有發展的證據，甚至城鎮與城鎮之間發展商貿關係(見Matey 2002: 19-34; Sagona and Zimansky 2009: 144-224)。


試問，如果洪水的故事真的發生主前2,800年的時間，這個大洪水一定毀滅了當時的考古遺址，當時的人類被滅，附近各個遺址亦同時被洪水破壞，在這個時期必定出現清楚的破壞層。但是，在這個時期的土耳其一帶的遺址，沒有發現任何文化的斷層。


12. 考慮其他解釋：
影音的推論方法，就是高山上有木頭，山上有木結構，而這是在永久雪線上發現的，所以「最合理」的推斷這是挪亞方舟的遺骸。


有人指出山上的結構是近期本地人的所作所為，影音極力的反駁。大眾平民當然無言以對，因為他們沒有歷史背景。但是，「高山上有木和木結構」的現象，有沒有其他「同樣合理」或「更合理」或「最合理」的解釋？


早在1977年，Bailey已在學術期刊《聖經考古學家》Biblical Archaeologist 指出，在過往的歷史當中，不同的探險家，不但從山上取下木塊，也有人將木材運上亞拉臘山上或亞拉臘一帶的其他山峰上(Bailey 1977: 138)：

• 於1829年，當時是University of Dorpet的科學家Friedrich Parrot在近山峰之處，樹立了兩個大形木十字架(Parrot 1855: 167-95). ；較大的十字架，樹立在16,000尺高的山上，較小的立在山頂(Bailey 1989: 105)；Parrot 甚至記述，他能帶著馬匹、牛，背著糧食和木柴上山 (Parrot 1855: 170-87; Bailey 1989: 110)；
• 在1845年，礦物專家Hermann von Abich在山坡的西面，樹立了一個高7尺的十字架(La Haye and Morris 1976: 54)；
• 在1850年，俄羅斯上校J. Khodzko帶著60個軍人的隊伍上山，在山頂樹立了一個高7尺的十字架 (La Haye and Morris 1976: 54)；
• 在1902年，一隊俄羅斯的探索隊，在Ivangouloff的帶領之下，攀到山上建築了一個「小木籠」(small wooden container) (Montgomery 1972: 214)；
• 在19世紀未，Friedrich Parrot在海拔以上6350尺的山上，發現一些大木結構，那是眾所週知的聖雅各修道院(Monastery of St. James)  (Parrot 1855: 156, 238)；
• 在1670年，荷蘭探索家Jan Struys登山時，曾經在山上不同的小棚屋(huts)住宿過(La Haye and Morris 1976: 24)；
• 早在主後14世紀，法國的多米尼加修士Jordanus曾記述過，在山上甚至有一間木屋，是為紀念挪亞而搭建的 (Montgomery 1972: 86-88)；
• 亞拉臘山已發現兩個修道院的遺跡：(1) 聖雅各修道院 Monastery of Saint James (Jacob)，位於6,350尺山上；(2) Chapel of Saint Gregory，位於8,300尺的山上！兩個建築物是主後9-11世紀或之後被建築的，部份用木材搭建(Bailey 1989: 105, 112；都在1840年地震所損毀)；
• 在亞拉臘山地的Cudi Dag山峰上，景教信徒在其上建築了幾個修道院，在山峰上一間名叫「方舟寺院」(Cloister of the Ark)。後來穆斯林統治者也在這裡興建清真寺，又在山腳興建另一所清真寺，他們甚至聲稱興建用的木材是來自山上的「方舟」(Bailey 1996)。

13. 古環境研究：
在進行考古工作的同時，學者亦需要了解遺址在古時的環境，即「古環境研究」(paleoenvironmental studies)，這可以除去現時和古時的氣候和環境是一樣的簡單假設，古環境研究包括地質鑽探(geological drilling)，及翻查古文獻中有關當地的地理資料[6]。


現在的亞拉臘山一帶沒有太多林木，不代表在過往也是如此。森林濫伐是自古以來的環境問題，濫伐造成近東生態破壞，最早可能在新石器(Neolithic)時期便開始，一直到現在(Alexander 1996: 975)，在上個世紀尤甚；現在我們看見不少中東的山崗是光禿禿的，都是因為人類長年濾月濫伐樹木所致[7]。


此外，Bailey在1989年已指出，在主後10世紀，兩位亞拉伯地理學家al-Istakhri和al-Mukaddasi，形容當時的亞拉臘山一帶是林木茂盛，al-Istakhri 提到村民砍伐山岥上的樹木作柴，al-Mukaddasi 說在山邊有多過1,000個村莊(Bailey 1989: 112)。


14. 吻合聖經資料：
影音假設挪亞時期就是碳14化驗結果的時期(主前2800年)，可是，聖經沒有提供任何線索，讓我們確定挪亞是屬於那個時期，我們只知道挪亞在亞伯拉罕之前，而亞伯拉罕是大概屬於主前2000年時期。創世記10章的家譜，根本不能用來計算時間，因為家譜是選擇性，世代與世代之間常有空隙。


創世記8:4 記載：「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亞拉臘山上。」亞拉臘山的希伯來原文其實是眾數，意即「亞拉臘地的群山」(mountains of Ararat)。根據聖經，方舟不是停在一座山上，而是在亞拉臘地帶的山區，可以在山頂、山腳、半山或平地。所以，聖經從未提過一個叫「亞拉臘」的山峰，「亞拉臘山(單數)」從未在聖經中出現過[5]。

「亞拉臘」在近東的文獻當中，指一個位於小亞細亞東面的山區，整個地區的面積，估計有82,000-200,000平方英里。「亞拉臘」這地名源於亞述文Urartu (烏拉圖)，首次出現於主前13世紀初的亞述王撒縵以色一世(Shalmaneser I)之戰史。主前9-6世紀是烏拉圖王國最興盛時期，在這一帶大興土木，甚至可以威脅正在擴張的亞述帝國(Bailey 1996；烏拉圖王國的歷史，參Zimansky 1985，第四章；或Zimansky 2000)。

今天影音所說的亞拉臘山，在亞美尼文獻中，到了主後11-12世紀，才有傳說這是方舟停泊處，所以屬十分後期的說法，缺乏歷史根據(Bailey 1977: 138；Lewis 1996: 798)。在歷史當中，到底那個山才是方舟停泊的山？至今只少有6個不同講法(Bailey 1996:1131)：

1. Jabal Judi in the ˒Aja˒ Range; 
2. Cudi Daǧ (Jabal Judi in the Gordian Mountains); 
3. Mount Baris; 
4. near Apamea, on the Marsyas River; 
5. in Adiabene (Pir Omar Gudrun/Pira Magrun); 這就是《吉爾伽美什史詩》(Gilgamesh Epic)中方舟停迫處「尼慕書山」(Mount Nimush)
6. Büyük Aǧri Daǧ/Masis；這是現今所講的亞拉臘山。

六個方舟停泊位置之提議

來源：Bailey 1996:1131

15. 先澄清創世記洪水故事與其他近東洪水故事之關係
近東文獻中亦提過大洪水之事，例如：

• 《亞他哈斯史詩》(Atrahasis Epic)，主前18世紀前，屬舊巴比倫時期，當中生環英雄名 Atrahasis；
• 《蘇美爾洪水故事》(Sumerian Flood Story)，主前16世紀，又稱 Eridu Genesis，其英雄名叫Ziusudra；
• 《蘇美爾洪水故事》(Sumerian King List)，主前1800年，列出洪水前和洪水後的列王；
• 《吉爾伽美什史詩》(Gilgamesh Epic)，約主前1100年左右[8]，當中洪水生環英雄名 Utnapishtim；

這些古文獻的寫作時間比舊約創世記成書時間還早。在比對研究上(comparative studies)，近東洪水神話故事與聖經的記載，在某些地方相似(例如：造船、是神降洪水、放鳥視察洪水是否退去等)，同時兩者亦有許多差之千里的地方(例如：神學、洪水的原因等)。


要留意的是，單憑聖經和近東文獻之間有相似之處，不能立論說聖經作者「借用」或「抄襲」他人作品，因為兩者仍存有許多的差距。最合理的看法是，古人活在同一個「認知環境」(cognitive environment)，或持相似的世界觀，分享相似有關遠古過去的傳統。而這些不同的文獻，代表著不同的作者對這個傳統的不同看法。就聖經寫作目的而論，聖經作者在創世記述和洪水記述上，是糾正當時神話的說法(比對研究對聖經研究的貢獻，參Walton 2006)。


此外，論到古代洪水的記載，許多人用的一個論點，就是每一個民族都有大洪水滅世之說，這是沒有根據的，就近東而言，古埃及文獻從未提過相似的故事。洪水滅世之說，可說只是米索不達米亞的獨有民間傳說[9]。


小結
單就以上15項條件，讀者可以明白，古木結構的「最合理的」解釋就是方舟的遺骸，這種推斷是完全沒有根據，完全不合理。現在所謂的理由，根本不合乎考古證據的條件，也直接抵觸聖經和近東歷史資料。現在所發現的古木和古木結構，最合理的解釋，是以往修士和探索隊等人在山上留下的遺跡(留意以上第12條件)。


由於篇幅所限，不想令文章過長，現在要為以上內容作一小結。影音宣稱所發現的木結構，最合理的解釋是方舟，這是完全沒有根據，這一類的推斷方法，過份簡單和幼稚，並抹殺一切歷史和考古的知識。


極力擁護找到方舟的人，有時說，你們不信這是方舟，是因為你們不肯相信，不肯面對事實。我認為，這句話要倒過來說，他們信這是方舟，是因為他們不肯面對事實。擁護者有時會說，你們沒有上過山，沒有冒過險，只坐著舒適地質疑我們努力得到的發現，這是沒有guts (膽色)。我說，他們沒有做齊功課便輕言，才是沒有guts面對事實和真理。


我無意強人所難，但是作為考古學的研究者，我盼望教會的弟兄姊妹，特別是教牧，在這後現代的世代中，要慎思分析。同時，作為一個主內小僕，盼望華人牧者要在我們的教導上成為群羊的榜樣，治學態度更嚴謹，引導小羊分析是非。


備註：
[*] 近東考古專家Paul Zimansky在2010年的National Geographic訪問時說得對：「我曾未聽過有任何尋找方舟的探索隊會找不到方舟的」(Than 2010)。Zimansky的專長是土耳其。
[1] 以色列石碑，又稱美崙帕石碑Merenptah's Stele，法老美崙帕於主前1213-1203年間統治埃及，並征伐迦南地，這石碑是屬於主前1210年的。這石碑紀念埃及征伐成功，戰碑的其中一句說：「以色列已變為荒涼，他的後裔不再」("Israel is laid waste, his seed is not")，法老美崙帕宣稱他已經殲滅了以色列。美崙帕石碑，是聖經以外最早提及「以色列民」存在的文件，所以，舊約的以色列歷史(記錄於士師記和撒母耳記等)是確實的。


就質疑空間來說，現在仍有新進學者辯稱，戰碑中的「以色列」應譯作「耶斯列」(Jezreel)，而不是「以色列」。這些都是質疑的空間，不是出於嚴謹的研究，而是出於後現代的大前提：反體制(anti-establishment，致力推翻所有既定結論)、解構主義(文本可有任何意義，偏愛一些新穎的解讀)、政治解讀(所有的解讀都是政治性political，所有解釋都與權力、種族、階級、性別和政治有關，與真理無關，因為真理根本不存在)、知識只是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正如後現代哲學家Foucault所說：「所有歷史都是虛構」)。就後現代學者對美崙帕石碑作出無稽的解構，見William Dever一針見血的批判：William G. Dever. 2009. Merenptha's "Israel," the Bible's, and Ours. In: Exploring the Longue Duree: Essays in Honor of Lawrence E. Stager.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pp. 89-96.


[2] 筆者曾親口問袁民輝，碳14化驗是在那裡或那一間實驗室做的，他說，是在伊朗化驗的。什麼？在伊朗化驗？是可靠的實驗室嗎？世界上有不少做碳14化驗的實驗室，筆者無意看不起伊朗的技術，但是為什麼會在伊朗化驗？這並非筆者的個人意見而已，荷蘭聖經學者M. J. Paul也發出同一疑問，參對發現方舟聲稱提出十大問題(問題5)。多次獨立的化驗是必須的科研步驟，尤其在碳14化驗上。舉一個明顯的實例，1955年，一個攀山的尋方舟者Fernand Navarra，從山上帶下一大條古木，古木是經人手加工的。經過一所西班牙實驗室化驗得出的結果，是主前3000年，但是之後由英國和美國的實驗室作進一步化驗，得出年份是主後450-750年(Navarra 1974: x-xi)。


[3] 聖經歷史與碳14的關係，最詳盡的學術討論，見Higham, Tom and Thomas Evan Levy, eds. 2005. The Bible and Radiocarbon Dating: Archaeology, Text and Science. Equinox Publishing. 較精簡的討論，見Singer-Avitz 2009，雖然Singer-Avitz的重點集中在近年來聖經考古學上最激烈的話題－鐵器時代I-IIA的過度，也就是主前10世紀國家掘起的話題；可是，她指出碳14在考古學上應用的一些原則，很值得參考。例如：為什麼考古學家採用短壽命樣本，不用長壽命樣本？樣本在考古層的出處context；碳14年份(radiocarbon year)與歷史年份(calendar year)的不同；因大氣中的碳14含量並非絕對，在不同時期會有所變化。故碳14年份必須經過樹齡學/年輪學(dendrochrology; tree-ring)等方法的校準(calibration)之後，才可推算出歷史年份。


[4] 考古學家對「前青銅器」陶瓷的認識已經相當充足，其中眾所周知的就是 Khirbet Kerak* Ware 陶瓷，音「迦拉」，迦拉陶瓷又名Beth Yerah Ware，「紅黑磨光陶瓷」Red-Black Burnished Ware，是前青銅器時期的「偵測陶瓷」Diagnostic ware，特別用來作「前青銅」年代標記，先在以色列位於迦利利海西南岸的Khirbet Kerak遺址發現，推測是源自東土耳其的安納托利亞高原(Anatolian Plateau)，在前青銅器時期，隨著陶匠的遷移，這種陶瓷風格擴散至敘利亞和以色列(Ben-Tor 1994: 111)。袁文輝曾對筆者說，在木結構之內有許多陶瓷，我追問他，這些陶瓷屬那一個時期，有沒有請教陶瓷專家核對？當然沒有吧！
*亞拉伯文Khirbet，意思是遺址、遺跡、廢墟

「迦拉」陶瓷

來源：Mark Chan

Chicago Oriental Museum 2011

Cevik (2007: 132-133)在研究前青銅時期的安納托利亞(Anatolia)的一文指出，在前青銅時期，初期城鎮是在東南安納托利亞首先掘起，地面勘察和考古發掘均顯示出，自給自足的小村落演變成城鎮凝聚，Kazane Hoyuk 是東南面最大的城鎮遺址(10 公頃 hectare或24.7 英畝 acre)，另外，在大約主前3,000-2,500年之間，最大的城鎮就是Karababa盆地的Samsat(面積約10 公頃)。到了主前2,500-2,000年之間，發掘的資料更見證著「多層的居處系統」(multi-tiered settlement system)。

[5]「亞拉臘」亦在其他舊約經文出現過，全部都是一個地方名稱－「亞拉臘地」，不是一座高山的名稱，見列王紀下19:37；以賽亞書37:38；耶利米書51:27。

[6] 無疑，攀登險峻而高崇的亞拉臘山，是異常危險之舉，高山上缺氧，缺水，溫度可降至零下40度，風速可達每小時150里，加上高山掉下大石等。因為氣候異常惡劣，自古以來就有不可能攀到山頂的傳說，Bryce 提到一個古波斯王的故事，他挑戰有誰膽敢攀登山頂，必有重賞，結果沒有勇夫(Bryce 1970: 250)。然而，亞拉臘山惡劣的氣候，有時亦會急變。每年有一段短的季節，暖風吹至山地，為山腳至山上永久雪線(約13,500-14,000尺)一帶，帶來溫和的天氣。於1970年代，Bryce 曾攀到山上12,000尺之高，他記述當時山上夜間氣溫不低於華氏40度(攝氏4-5度)，他只穿著一件薄外套(Bryce 1970: 293, 305)。另一位 Lynch亦曾登山，他說當時氣溫約華氏20度(攝氏零下6-7度)，而同行的庫爾德搬運工人在山上12,000尺的高地露天睡過夜(Lynch 1923: 169, 177)。正因如此，不少有決心人士仍能挑戰這高山，例如：1955年，Navarra帶著他的11歲兒子攀至雪線(Navarra 1974: 40-69)；Montgomery帶著11歲的兒子登上山頂(Montgomery 1972: 276, 192f.)；亞美尼亞探索者George Hagopian記述，曾在10歲時與他叔叔帶著物資攀到「山上最險峻的部份」(La Haye and Morris 1976: 70) (Bailey 1989: 110)。

[7] 例如，耶利哥的發掘顯出，在前青銅時期(主前2600-2300年間)，泥土侵蝕尤其嚴重，是林木濫伐所導致(Baly 1974: 116)。古人對林木的濫用，亦可見於列王紀上3:25，這裡記述，當以色列國和猶大國聯軍攻打摩押時，他們「拆毀摩押的城邑．各人拋石填滿一切美田，塞住一切水泉，砍伐各種佳樹，只剩下吉珥哈列設的石牆．甩石的兵在四圍攻打那城。」


[8] 《吉爾伽美什史詩》約在主前1800年左右便存在，那時是舊巴比倫時期(Old Babylonian Period)，但是這史詩的文學演變歷史很長，由主前2000年到大約主前1000年左右，出現了不同的版本，早期的《舊巴比倫版本》沒有洪水的故事，到了後來約主前1000年，一位巴比倫文士Sin-liqe-unninni，將《亞他哈斯史詩》中的洪水故事部份加進史詩之內，把洪水得救的英雄名字改名，又把其他細節改了，成為了史詩的第11泥版(Tablet XI)，編成一個完整的故事(參Kitchen 423-424；Tigay 2002)。學者有時稱包含了洪水故事的版本為《標準巴比倫版本》(Standard Babylonian Verson)，成書時間約主前1,100年。


[9] 這不足為怪，因為「米索不達米亞」的意思，就是「兩河流域」，兩大河流分別是底格里斯河(Tigris)和幼發拉底河(Euphrates)，每逢春天至初夏間，西北面的山脈溶雪，使兩河氾濫成災，破壞農作物和村莊。詳見新月沃土一文。埃及文獻沒有洪水滅世之說，卻有人類反叛神明太陽神Re的文學傳統，這文獻稱為《人類的毀滅》(Destruction of Mankind)，大意是太陽神發怒，放出女獅神(lion-goddess)Sakhmet去毀滅人類，之後他卻轉意不想除滅人類，施詭計用紅啤酒將Sakhmet灌醉沉睡，Sakhmet甦醒過來，怒氣已被馴服，世人得以逃過大難(Hoffmeier 2008: 38；《人類的毀滅》英文翻譯，見COS 1.24，ANET 10-11；Lichtheim 2:19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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