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 5月 22, 2011

基亞法陶片 Qeiyafa ostracon

基亞法的戰略位置
在大衛和迦特人歌利亞大戰的以拉谷(撒上17:2),發現掃羅或大衛時期的古設防城基亞法,這必定不是偶然之事。在掃羅執政時期,約主前1100-1000年間,初成立的以色列國位於中央山地,而沿海平原一帶,是非利士人的屬土,非利士人剛剛從希臘愛琴海一帶遷徙來到迦南地(約主前1200年),無論文化、陶藝和軍事上,都超越以色列國。


中央山地和沿海平原之間便是戰略性的緩衝區。這一帶又稱「示非拉」Shephelah,「低山地」。一方面,如果山地的政權掌握低山地的話,便可佔上峰,進一步攻佔平原;另一方面,平原的政權掌握低山地,亦可得寸進尺,上去攻擊山地。以拉谷就是低山地的其中一個山谷關口。正因這原因,在主前1100-1000年間,以拉谷是山地和平原政權的兵家必爭之地。


基亞法陶片的發現
基亞法城寨正是把守著以拉谷的要塞。基亞法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就是一塊古文的陶片(ostracon) [1]。2008年7月8日的上午10時,一位17歲的青年義工Oded Yair在Area B,西城門北面的城房之一發掘時,將這塊大陶片,連同其他發現的陶碎片,都放在黑膠桶之內,當時還未有人知道,陶片上在墨水寫的古文,考古學家將原本發掘的地點,標籤為Area B, Building II, Room B, Locus B161, Basket B342。


到了黃昏清洗陶瓷時,陶片浸在水中幾小時後,被取出時便發現上面有幾行古文。在場的考古人員立即致電主管,詢問應怎樣處理有古文的陶片,主管指導說,將陶片放在一旁風乾。當專家到場之後,確認這是一塊有古文的陶片。




經過古文專家(例如哈佛大學的Frank Moore Cross等)初步斷定之後,消息便被發佈,有學者認為基亞法陶片上的文字,是以色列有史以來,出土的最古老希伯來刻文。於2008年11月1-2日,提及基亞法的網頁約有20,000個,現在,網頁的數目已遠超過40,000。


文字的分析
經過長年累月的侵蝕,陶片文字的墨水大都淡化了,令古文學家的重構工作十分艱巨,就算用了不少高科技的影像法,使用不同光譜嘗試還原淡去的墨水,但也幫助不大 (Bearman 2009a, 2009b),見下圖:




以下是筆者在研讀這基亞法陶片的重構圖,與古文學家Misgav的重構圖相差不大 [1]:




陶片狀況
陶片是梯形,高15 cm,闊11.5-16.7 cm,厚0.6 cm。考慮陶片的狀況,只有上面破損,切去第1行部份的字母,左邊和右邊沒有切去每行的字母,陶片的下方是空白,推斷出陶片上的文字,實是原文的最後5行,行與行之間有橫線分行,而根據字母大小和筆跡,陶片文字約有55個字母。


字體
基亞法陶片的字體屬西閃族語文字(West Semitic),這種字體有時被稱為「早期字母」Early Alphabetic,跨越主前2,000-1000年之間,其間不斷演變和發展。


「早期字母」顯示以下特點:

  1. 字母是用任何方向寫的:dextrograde (由左到右),sinistrograde (由右至左),boustrophedon(意思是「牛犁」,即第一行由左到右,然後從右到左,如此類推)、甚至是垂直(從上到下)。
  2. 字母的數量可多達27-28個。
  3. 字母的字體和姿態,多元和具彈性。



到了主前11世紀中葉(約1050年),隨著腓尼基優越的文明和地中海貿地位[3],「腓尼基文字」流行於巴勒斯坦各地,並顯示以下特點:

  1. 字母開始一貫由右至左。
  2. 不同的字母合併,數量減至22個 (後來到了主前九世紀,希伯來文標準化,字母數量成為22)
  3. 字母的字體和姿態,變得穩定和標準化。



然而,從「早期字母」過渡「腓尼基字母」的時間,視乎地理、文化等等因素,可快可慢。這個過渡時期,正配合基亞法的年份,因為基亞法的陶瓷和碳14測年,都鑑定為公元前11世紀末和10世紀初,即鐵 I和早期鐵IIA之間,也就是掃羅和大衛時期。


至於基亞法陶片的字體(script),學者已有同識,字體是屬「腓尼基」Phoenician 或「早期腓尼基」Proto-Phoenician [4]。


語言
基亞法陶文的語言,學者卻未有同識。不少的以色列考古學家或古文學家(例如Garfinkel, Galil)堅持基亞法陶文的語言是希伯來文。另外一些學者(如Rollston 2010b, 2010c)認為陶文上的字眼,不一定是希伯來文,可能是腓尼基文。


仍未有同識的原因之一,就是在主前11-10世紀之間,在迦南地出土的古文資料仍有限,我們對這個時期的語言之認識,仍是有限和零碎的。然而,腓尼基文也好,早期希伯來文也好,不同的學者已對基亞法陶片的文字作出不同的解讀和翻譯。


以下是筆者對基亞法陶片的解讀和翻譯:


小結:
基亞法城的發現,加上基亞法陶片的發現,進一步指向以色列國的存在。


1 - 我們可以確認陶片上的一些字母和字眼(不論是腓尼基文或是希伯來文):「不可」、「行事」、「事奉」、「審判/作士師」、「主」、「君王」。這些都是舊約希伯來文聖經常見的字詞。字體方面,相信「早期腓尼基」Proto-Phoenician最適合,留意陶片上的'alef的寫法有三個不同的方向,表示字母的寫法仍未標準化,所以屬早期。


2 - 基亞法陶片的文字,以幾個「命令」開始(不可行,卻要事奉...審判...),似乎表示文字的內容與律法judicial或倫理ethical有關。文字的結尾,出現的字眼(主、君王)似乎表示內容與政治或政府有關。縱使在這時很難從這文字抽出更多意思,我們仍可以決定這文字含連續意義,並非單單列出彼此無關的字詞。這篇文字似是由一個人寫給另一個人的信件(Misgav 2009: 255)。


3 - 雖然刻文的內容細節未能清楚,但是Yardeni的講法是絕對合理:「整體上,陶片上約有55字母,可以相當肯定其中的40個,包括17個字母,有些出現過一次。可認讀的寫母包括:'alef, bet, gimel, delet, waw(?), teth, yod, kaf, lamed, mem, nun(?), 'ayin, pe, qof, resh, shin and taw」(Yardeni 2009: 259)。這顯出基亞法陶片是一個重要的發現,因為在這個時期,基亞法陶片是最長的古刻文,其他的陶片只有一兩個單字,或只是abecedary (字母的行列),或短文字,例如:'Izbet Sartah 刻文(屬於11世紀)、Tel Zayit刻文(10世紀)和基色月曆Gezer Calendar (屬於10世紀)。


4 - 從陶片的筆觸來看,第1和第2行的尾段字母向上傾斜,第5行中間的字母擠成一堆,說不定寫陶片的文士是一個文士學徒。這不是鮮見的解釋,'Izbet Sartah、Tel Zayit和基色月曆都被認為是文士學徒的手筆。


5 - 基亞法陶片可見證著文士的存在。讀寫能力literacy是國家存在的其中一個指標。因為在古近東的世界裡,只有文士、宗教專職人士(如祭司等)、國家官員、富商和貴族才是閱讀和書寫的能力。讀寫能力在社會和宗教上都是被受尊敬的象徵(Toorn 2007: 105)。尤其在讀寫能力低的古代社會,文士必在王室當中享有尊職,甚至在宗教上成為一國屬靈先賢(如摩西)的繼承人。簡言之,文士擁有一國象徵性資本的鑰匙 "the scribes held the key to the symbolic capital of the nation" (Toorn 2007: 106)


6 - 更值得留意的,就是基亞法陶片被發現的地方,是在西城門的房間之內。近東的城門,一向都是城鎮的公共地方。城門有許多功用:防守、法律和司法、宗教、行政和商業買賣、社會和公共用途,甚至意識形態(ideological)的代表性。明顯地,基亞法的城門也有同樣的用途。Van der Toorn 指出,城門是寫讀活動的中心,尤其是國家的律法和命令,都會在國家領土的城門等公共地方,被生產和抄錄下來的,並且公告大眾。將文字公開的張貼,對一般「文盲」大眾,起了代表性的意義。再者,在口述的文化oral culture當中,文本所寫的內容,依賴專業文士的公開誦讀。所以,書寫出來的文字通常不是為了個人閱讀的用途,寫出來是為了公讀的。(Toorn 2009: 12-13) 


註腳:
[1] 陶片ostracon:其實是有文字的破碎陶片,古代的文士常常會廢物利用,陶器破碎後的碎片,可以用來作書寫之用。


[2] 我不能贊同Galil (2009) 和Puech (2010)的重構,他們重構出近乎完整通順的文字,重構古刻文時,最好的進路是最保守的方法,尤其當我們缺乏比對文獻的資料時,保守的重構可以防治我們過份臆測,Rollston主張在古文重構的工作上,不宜多過1-2個字母(Rollston 2010a)。所以Misgav (2009: 245)和Yardeni (2009: 259)的重構圖比較保守和合理


[3] 腓尼基地是巴勒斯坦北面沿海地區,這個地帶是地中海海貿的中心,出名的城市也是聖經讀者耳熟能詳的,如推羅和西頓。


[4] 基亞法遺址上的古文學者Misgav所用的字眼有點不同,他不使用「早期字母」和「腓尼基字母」,而是用「早期迦南文」和「後期迦南文」,因為他只集中於在巴勒斯坦地出土的古刻文,而在腓尼基海岸是在迦南地之外。無論如何,兩種的講法都是指同一個字母演變現象。


[5] 雖然有些學者(Sanders 2009: 131)認為古代的文士不一要屬於某個國家和政權,文士只將寫作的技能「借用」出來,為某君主所用,而自己卻不一定成為其國家屬員,有如陶匠將工藝「租用」一樣,所以文士的存在不保證國家或政治中心的存在。Sanders的說法,的確可以解釋,為何在不同的時期,字體scripts顯出一定的相似或統一性。但是,一貫以來,在近東的世界之中,文士在國家當中都充當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古時的社會中,寫讀能力只是一小部份人的專長。文士的存在,更顯出社會的階層,所以,邦國的存在是較有可能,參Toorn 2007。


參考資料
  • Bearman, G. and Christens-Barry, W.A. 2009a. Imaging the Ostracon. In Garfinkel, Y. and Ganor, S. 2009. Khirbet Qeiyafa Vol. 1. Excavation Report 2007-2008, pp. 261-270. 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 Bearman, G. and Christens-Barry, W.A. 2009b. Spectral Imaging of Ostraca. PalArch’s Journal of Archaeology of Egypt/Egyptology 6(7) (2009), 1-20.
  • Sanders, Seth. 2009. The Invention of Hebrew.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Galil, Gershon. 2009. The Hebrew Inscription from Khirbet Qeiyafa/Neta'im: Script,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Ugarit-Forschungen 41: 193-242.
  • Puech, Emile. 2010. "Ostracon de Khirbet Qeyafa et les debuts de la royaute en Israel." Revue Biblique 117: 162-184.
  • Rollston, Christopher. 2010a. Writing and Literacy in the World of Ancient Israel: Epigraphic Evidence from the Iron Age.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 Rollston, Christopher. 2010b. Radio interview with Christopher Rollston by Gordon Govier from Radioscribe.com, Episode #1211, dated 2010-01-24. Available at: http://tbts.info/episodes.
  • Rollston, Christopher. 2010c. Reflections on the Qeiyafa Ostracon. Available at: http://www.rollstonepigraphy.com/?p=56.
  • Toorn, Karel Van Der. 2007. Scribal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Hebrew Bibl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isgav, H., Garfinkel, Y. and Ganor, S. 2009. The Ostracon. In Garfinkel, Y. and Ganor, S. 2009. Khirbet Qeiyafa Vol. 1. Excavation Report 2007-2008, pp. 243-257. 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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