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亞法陶片 Qeiyafa ostracon

基亞法的戰略位置
在大衛和迦特人歌利亞大戰的以拉谷(撒上17:2)，發現掃羅或大衛時期的古設防城基亞法，這必定不是偶然之事。在掃羅執政時期，約主前1100-1000年間，初成立的以色列國位於中央山地，而沿海平原一帶，是非利士人的屬土，非利士人剛剛從希臘愛琴海一帶遷徙來到迦南地(約主前1200年)，無論文化、陶藝和軍事上，都超越以色列國。


中央山地和沿海平原之間便是戰略性的緩衝區。這一帶又稱「示非拉」Shephelah，「低山地」。一方面，如果山地的政權掌握低山地的話，便可佔上峰，進一步攻佔平原；另一方面，平原的政權掌握低山地，亦可得寸進尺，上去攻擊山地。以拉谷就是低山地的其中一個山谷關口。正因這原因，在主前1100-1000年間，以拉谷是山地和平原政權的兵家必爭之地。


基亞法陶片的發現
基亞法城寨正是把守著以拉谷的要塞。基亞法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就是一塊古文的陶片(ostracon) [1]。2008年7月8日的上午10時，一位17歲的青年義工Oded Yair在Area B，西城門北面的城房之一發掘時，將這塊大陶片，連同其他發現的陶碎片，都放在黑膠桶之內，當時還未有人知道，陶片上在墨水寫的古文，考古學家將原本發掘的地點，標籤為Area B, Building II, Room B, Locus B161, Basket B342。


到了黃昏清洗陶瓷時，陶片浸在水中幾小時後，被取出時便發現上面有幾行古文。在場的考古人員立即致電主管，詢問應怎樣處理有古文的陶片，主管指導說，將陶片放在一旁風乾。當專家到場之後，確認這是一塊有古文的陶片。

經過古文專家(例如哈佛大學的Frank Moore Cross等)初步斷定之後，消息便被發佈，有學者認為基亞法陶片上的文字，是以色列有史以來，出土的最古老希伯來刻文。於2008年11月1-2日，提及基亞法的網頁約有20,000個，現在，網頁的數目已遠超過40,000。


文字的分析
經過長年累月的侵蝕，陶片文字的墨水大都淡化了，令古文學家的重構工作十分艱巨，就算用了不少高科技的影像法，使用不同光譜嘗試還原淡去的墨水，但也幫助不大 (Bearman 2009a, 2009b)，見下圖：

以下是筆者在研讀這基亞法陶片的重構圖，與古文學家Misgav的重構圖相差不大 [1]：

陶片狀況
陶片是梯形，高15 cm，闊11.5-16.7 cm，厚0.6 cm。考慮陶片的狀況，只有上面破損，切去第1行部份的字母，左邊和右邊沒有切去每行的字母，陶片的下方是空白，推斷出陶片上的文字，實是原文的最後5行，行與行之間有橫線分行，而根據字母大小和筆跡，陶片文字約有55個字母。


字體
基亞法陶片的字體屬西閃族語文字(West Semitic)，這種字體有時被稱為「早期字母」Early Alphabetic，跨越主前2,000-1000年之間，其間不斷演變和發展。


「早期字母」顯示以下特點：

1. 字母是用任何方向寫的：dextrograde (由左到右)，sinistrograde (由右至左)，boustrophedon（意思是「牛犁」，即第一行由左到右，然後從右到左，如此類推)、甚至是垂直(從上到下)。
2. 字母的數量可多達27-28個。
3. 字母的字體和姿態，多元和具彈性。

到了主前11世紀中葉(約1050年)，隨著腓尼基優越的文明和地中海貿地位[3]，「腓尼基文字」流行於巴勒斯坦各地，並顯示以下特點：

1. 字母開始一貫由右至左。
2. 不同的字母合併，數量減至22個 (後來到了主前九世紀，希伯來文標準化，字母數量成為22)
3. 字母的字體和姿態，變得穩定和標準化。

然而，從「早期字母」過渡「腓尼基字母」的時間，視乎地理、文化等等因素，可快可慢。這個過渡時期，正配合基亞法的年份，因為基亞法的陶瓷和碳14測年，都鑑定為公元前11世紀末和10世紀初，即鐵 I和早期鐵IIA之間，也就是掃羅和大衛時期。


至於基亞法陶片的字體(script)，學者已有同識，字體是屬「腓尼基」Phoenician 或「早期腓尼基」Proto-Phoenician [4]。


語言
基亞法陶文的語言，學者卻未有同識。不少的以色列考古學家或古文學家(例如Garfinkel, Galil)堅持基亞法陶文的語言是希伯來文。另外一些學者(如Rollston 2010b, 2010c)認為陶文上的字眼，不一定是希伯來文，可能是腓尼基文。


仍未有同識的原因之一，就是在主前11-10世紀之間，在迦南地出土的古文資料仍有限，我們對這個時期的語言之認識，仍是有限和零碎的。然而，腓尼基文也好，早期希伯來文也好，不同的學者已對基亞法陶片的文字作出不同的解讀和翻譯。


以下是筆者對基亞法陶片的解讀和翻譯：

小結：
基亞法城的發現，加上基亞法陶片的發現，進一步指向以色列國的存在。


1 - 我們可以確認陶片上的一些字母和字眼(不論是腓尼基文或是希伯來文)：「不可」、「行事」、「事奉」、「審判/作士師」、「主」、「君王」。這些都是舊約希伯來文聖經常見的字詞。字體方面，相信「早期腓尼基」Proto-Phoenician最適合，留意陶片上的'alef的寫法有三個不同的方向，表示字母的寫法仍未標準化，所以屬早期。


2 - 基亞法陶片的文字，以幾個「命令」開始(不可行，卻要事奉...審判...)，似乎表示文字的內容與律法judicial或倫理ethical有關。文字的結尾，出現的字眼(主、君王)似乎表示內容與政治或政府有關。縱使在這時很難從這文字抽出更多意思，我們仍可以決定這文字含連續意義，並非單單列出彼此無關的字詞。這篇文字似是由一個人寫給另一個人的信件(Misgav 2009: 255)。


3 - 雖然刻文的內容細節未能清楚，但是Yardeni的講法是絕對合理：「整體上，陶片上約有55字母，可以相當肯定其中的40個，包括17個字母，有些出現過一次。可認讀的寫母包括：'alef, bet, gimel, delet, waw(?), teth, yod, kaf, lamed, mem, nun(?), 'ayin, pe, qof, resh, shin and taw」(Yardeni 2009: 259)。這顯出基亞法陶片是一個重要的發現，因為在這個時期，基亞法陶片是最長的古刻文，其他的陶片只有一兩個單字，或只是abecedary (字母的行列)，或短文字，例如：'Izbet Sartah 刻文(屬於11世紀)、Tel Zayit刻文(10世紀)和基色月曆Gezer Calendar (屬於10世紀)。


4 - 從陶片的筆觸來看，第1和第2行的尾段字母向上傾斜，第5行中間的字母擠成一堆，說不定寫陶片的文士是一個文士學徒。這不是鮮見的解釋，'Izbet Sartah、Tel Zayit和基色月曆都被認為是文士學徒的手筆。


5 - 基亞法陶片可見證著文士的存在。讀寫能力literacy是國家存在的其中一個指標。因為在古近東的世界裡，只有文士、宗教專職人士(如祭司等)、國家官員、富商和貴族才是閱讀和書寫的能力。讀寫能力在社會和宗教上都是被受尊敬的象徵(Toorn 2007: 105)。尤其在讀寫能力低的古代社會，文士必在王室當中享有尊職，甚至在宗教上成為一國屬靈先賢(如摩西)的繼承人。簡言之，文士擁有一國象徵性資本的鑰匙 "the scribes held the key to the symbolic capital of the nation" (Toorn 2007: 106)


6 - 更值得留意的，就是基亞法陶片被發現的地方，是在西城門的房間之內。近東的城門，一向都是城鎮的公共地方。城門有許多功用：防守、法律和司法、宗教、行政和商業買賣、社會和公共用途，甚至意識形態(ideological)的代表性。明顯地，基亞法的城門也有同樣的用途。Van der Toorn 指出，城門是寫讀活動的中心，尤其是國家的律法和命令，都會在國家領土的城門等公共地方，被生產和抄錄下來的，並且公告大眾。將文字公開的張貼，對一般「文盲」大眾，起了代表性的意義。再者，在口述的文化oral culture當中，文本所寫的內容，依賴專業文士的公開誦讀。所以，書寫出來的文字通常不是為了個人閱讀的用途，寫出來是為了公讀的。(Toorn 2009: 12-13) 

******備註：

基亞法銘文引起學者多方的辯論，但是到了 2011 年，Alan Millard 認為銘文的內容是一個希伯來和迦南文的名字列表。(Millard 2011)




註腳：
[1] 陶片ostracon：其實是有文字的破碎陶片，古代的文士常常會廢物利用，陶器破碎後的碎片，可以用來作書寫之用。


[2] 我不能贊同Galil (2009) 和Puech (2010)的重構，他們重構出近乎完整通順的文字，重構古刻文時，最好的進路是最保守的方法，尤其當我們缺乏比對文獻的資料時，保守的重構可以防治我們過份臆測，Rollston主張在古文重構的工作上，不宜多過1-2個字母(Rollston 2010a)。所以Misgav (2009: 245)和Yardeni (2009: 259)的重構圖比較保守和合理


[3] 腓尼基地是巴勒斯坦北面沿海地區，這個地帶是地中海海貿的中心，出名的城市也是聖經讀者耳熟能詳的，如推羅和西頓。


[4] 基亞法遺址上的古文學者Misgav所用的字眼有點不同，他不使用「早期字母」和「腓尼基字母」，而是用「早期迦南文」和「後期迦南文」，因為他只集中於在巴勒斯坦地出土的古刻文，而在腓尼基海岸是在迦南地之外。無論如何，兩種的講法都是指同一個字母演變現象。


[5] 雖然有些學者(Sanders 2009: 131)認為古代的文士不一要屬於某個國家和政權，文士只將寫作的技能「借用」出來，為某君主所用，而自己卻不一定成為其國家屬員，有如陶匠將工藝「租用」一樣，所以文士的存在不保證國家或政治中心的存在。Sanders的說法，的確可以解釋，為何在不同的時期，字體scripts顯出一定的相似或統一性。但是，一貫以來，在近東的世界之中，文士在國家當中都充當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古時的社會中，寫讀能力只是一小部份人的專長。文士的存在，更顯出社會的階層，所以，邦國的存在是較有可能，參Toorn 2007。

參考資料

• Bearman, G. and Christens-Barry, W.A. 2009a. Imaging the Ostracon. In Garfinkel, Y. and Ganor, S. 2009. Khirbet Qeiyafa Vol. 1. Excavation Report 2007-2008, pp. 261-270. 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 Bearman, G. and Christens-Barry, W.A. 2009b. Spectral Imaging of Ostraca. PalArch’s Journal of Archaeology of Egypt/Egyptology 6(7) (2009), 1-20.
• Sanders, Seth. 2009. The Invention of Hebrew.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Galil, Gershon. 2009. The Hebrew Inscription from Khirbet Qeiyafa/Neta'im: Script,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Ugarit-Forschungen 41: 193-242.
• Puech, Emile. 2010. "Ostracon de Khirbet Qeyafa et les debuts de la royaute en Israel." Revue Biblique 117: 162-184.
• Rollston, Christopher. 2010a. Writing and Literacy in the World of Ancient Israel: Epigraphic Evidence from the Iron Age.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 Rollston, Christopher. 2010b. Radio interview with Christopher Rollston by Gordon Govier from Radioscribe.com, Episode #1211, dated 2010-01-24. Available at: http://tbts.info/episodes.
• Rollston, Christopher. 2010c. Reflections on the Qeiyafa Ostracon. Available at: http://www.rollstonepigraphy.com/?p=56.
• Toorn, Karel Van Der. 2007. Scribal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Hebrew Bibl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illard, A R. (Alan Ralph). “The Ostracon from the Days of David Found at Khirbet Qeiyafa.” Tyndale Bulletin 62, no. 1 (2011): 1–13.
• Misgav, H., Garfinkel, Y. and Ganor, S. 2009. The Ostracon. In Garfinkel, Y. and Ganor, S. 2009. Khirbet Qeiyafa Vol. 1. Excavation Report 2007-2008, pp. 243-257. 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